情全写在脸上。如果这表示瘟疫或坏血病正开始在船员间蔓延，我们得马上了解状况。我们当下（布帘还没拉开，也还没有人来为哈特内做安葬准备）就决定要解剖尸体，做进一步检验。

    我们把病床区的桌子清干净，搬来一些板条箱，把外围的人和我们隔开，以免我们的动作受到干扰，还用布帘尽可能将验尸区围起来。我也拿来我的工具。史坦利虽然是总船医，却建议由我来解剖，因为我受过解剖学的专业训练。我划了第一刀，开始解剖。

    匆忙之间我采用了“倒Y字”切开法，那是我在受训期间快速解剖尸体时习惯采用的切开法。常见的Y字切开法是从两个肩头斜向下切，让 Y字的两臂在胸骨下方会合，而我用了倒Y字切开法，Y字的两臂是从靠近髋关节的地方开始，斜着向上在哈特内的肚脐附近会合。史坦利批评了我一下，让我觉得有点难堪。

    “速度最重要。”我轻声跟船医伙伴说，“我们要尽快完成工作，船员们一定不希望知道他们的伙伴正在被我们开膛剖肚。”

    史坦利船医点点头，我继续做下去，仿佛要证明我刚才的说法没错，但哈特内的弟弟汤马士这时开始在布帘另一面大哭大叫。哈特内的死和托闰敦的死很不一样。托闰敦是在惊恐号上慢慢走向死亡，船上的人有时间调整心态面对他的死亡，也有时间将他的个人物品打包，并且帮他写信给母亲。但是约翰·哈特内突然倒下就死去，船上的人全吓坏了。没人能忍受船医们正在他的尸体上动刀。现在，只有费兹坚中校的身躯、阶级与风度挡在忿怒的弟弟、慌乱的船员和我们的病床区之间。我可以听得出，要不是汤马士的同餐桌伙伴拉住他，而且费兹坚也在场，他早就冲进来了。当我用解剖刀划过肌肉组织，并用刀子及肋骨撑开器把尸体打开时，我还是听得见布帘外几码处的抱怨与怒气。

    我先把哈特内的心脏取出来，截掉几根连在上面的血管。我把心脏拿到提灯光下，史坦利接手拿过去，用一块布把上面的血洗掉。我们两个人都盯着它。看起很正常，没有明显病变。史坦利继续把器官拿在光源下，由我在右心室及左心室各划了一刀。把坚韧的心肌向后剥开后，史坦利和我一起检查里面的瓣膜。看起来也很健康。

    把哈特内的心脏丢回他的腹腔后，我用手术刀快速一划，将这一等水兵下半部的肺割开。

    “在那里。”史坦利说。

    我点了点头。那里不仅有明显的伤痕及肺结核的征兆，也有症状说明，这水兵最近还饱受急性肺炎之苦。约翰·哈特内和约翰·托闰敦一样都得了肺结核，不过这位年纪较大、较强壮（照史坦利的说法）、较粗野、嗓门也较大的水手隐瞒了他的症状，甚至连自己也隐瞒了。直到今天，他才晕倒并且死去，差几分钟就可以吃到晚餐的腌猪肉。

    拉起他的肝并且割下后，我拿到灯光下观察，史坦利和我都相信，除了看到足以确认他得到肺结核的迹象外，我们也看到哈特内是个大酒鬼的证据。

    就在隔着一层布帘的几码外，哈特内的弟弟汤马士怒气冲冲地吼着，在费兹坚中校严厉喝斥下才勉强制止住。我可以从声音中听出其他几位军官――郭尔中尉、维思康提中尉、费尔宏中尉，甚至德沃斯，船上的二副――也都出面安抚及威吓这一群近乎暴民的水手。

    “我们看够了吗？”史坦利低声问。

    我再次点头。哈特内的身体上、脸上、嘴里、器官中都没有任何坏血病征兆。虽然我们仍然无法了解，肺结核或急性肺炎或两者并发，怎么可能让这名一等水兵这么快死去，但是至少很明显的是，我们不必担心他的死是瘟疫造成的。

    从船员起居区传来的声音愈来愈大，所以我很快把一小块肺、肝和一些器官放进腹腔里，就放在心脏旁边。我没花时间去将器官归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