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持中立立场，所以同历届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鲁本斯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于是经过人事负责人的面试，进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六层建筑里，鲁本斯得到了专用的房间和“研究员”的头衔。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须处理的繁杂工作后，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他这才明白，自己那时还处在试用期。鲁本斯在不经意中接受了心理测试和测谎仪测试。联邦调查员走访了他所有居住过的地方，对他进行了彻底调查。一年后，他们确认，鲁本斯既不经济拮据，也没有外国亲属，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动无涉，也没有犯罪经历或异常性癖，于是鲁本斯获得了绝密级情报的接触资格。他立刻忙碌起来，被提升为“分析员”，派往国防部主导的情报战最前线。

    这项机密任务是针对本国国民，而不是敌国的心理战。当时，万斯政权正在策划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必须将民意往支持开战的方向诱导。于是，国防部选拔了约八十名对其马首是瞻的退役军官，伪装成“基于个人见解支持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评论家”，送入各家媒体。利用媒体操纵人心其实非常简单。通过让电视中的评论家反复鼓吹伊拉克威胁论，万斯总统的支持率急速攀升。

    但就在这时，中情局派出的三十名伊拉克裔美国人潜入他们的祖国，掌握了伊拉克放弃开发大规模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