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磅宣传，因为——据报纸上说，爷爷提卡罗阿是个大英雄，以独自一人之力，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但爷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意味。

    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看了我们的白薯地、防野狗的篱笆、圈里的绵羊和鸸鹋。屈瓦勒先生叹息道：

    “我无法想象，波利尼西亚人，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最终被困在陆地上。”

    妈妈听见了，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平，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她尖刻地说：“能有这个窝，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

    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没有回答，弄得爸爸也很尴尬。

    这时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非常高兴，问：“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

    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自豪地说，没错，这是一种海图。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以标明岛屿位置、海流和风向，我家也有过，现在已经腐烂了。他说，在科技时代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浩瀚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虽然各个岛相距几千海里，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亚语，变化不大，互相可以听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2000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他们没有蒸汽轮船，没有六分仪，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那时，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阿里克）掌握着，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

    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说：咱们该出发了，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上了直升机，妈妈坚决不去，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当然这只是托词，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爸爸叹息一声，没有勉强她。

    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有各大通讯社，有环保人士，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所有这些人将乘“彩虹勇士”号轮船到达那儿。

    直升机迅速飞出澳大利亚内陆，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机下是一片圆形的海域，中央凸起，圆周处沉下去，与凹下的天空相连。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霍普曼先生说，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因为，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观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动的只有天上的云。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说：

    “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高更的这幅名画。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在大洋的怀抱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画的名称是：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意，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无论是人、狗、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