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边，低声对他说：

    “郭副教授对您说的新星年代有点不放心，正在用终端机查图书馆哩！”

    黄敬之转身就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岳静不知他要去干什么，也跟了过去。

    看到郭逸平正在查询有关新星的史书资料，黄敬之对他说：

    “公元前134 年的那一次，在《 汉书》 上有记载。其实，查一下席泽宗的《 古新星新表》 更方便，那上面把我国史书上记载的68 次新星和超新星都详尽罗列出来了。”

    “我已经接通了省图书馆，只查询了公元前134 年的那一次。”郭逸平惋惜地说，“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几分钟后，终端机哒哒作响，吐出了一张打字纸。郭逸平看了一下，这张纸上除了打印出公元前134年“汉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外，还指出这一次新星中国和西方都有记载，但以中国的为详尽，既有年月，又有方位。同时，还打印出一份《 古新星新表》 附在后面。

    任思宏听说岳静找他，也进来了。

    郭逸平看着手上的打印资料，很佩服黄敬之。他赞赏地说：

    “黄教授，您对我国的史料真熟悉啊！”

    “这不值一提。”黄敬之感叹地说，“有一位天文史研究者说得好，我国古代有直至望远镜发明以前世界上最悠久、最系统、最丰富，最精确的天象记录，制作过十分优异的天文仪器，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和星表，有世界上改革最频索、精密程度不断提高的历法；有十分丰富多采的宇宙无限理论，最后，还可以说，有一个绵延数千年的十分严密的天文学管理体制。”

    任思宏扶了扶宽边眼镜，情绪激昂地说：

    “我们中华民族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它为许多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极有价值的史料。竺可祯根据我国古代物候史料，研究分析出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在国际上得到过高度评价。在地震、火山、沙漠、水文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在这种场合下，郭逸平本可以如数家珍似的再谈论许多激动人心的史实，然而他却没有谈。此刻，他的脑海里正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人们给新实体说提出的种种疑问，除了铜球尚未出土之外，一件件都得到了回答。现在，已轮到他来重新认真考虑伪托说是否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