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板箱，她的办公室里堆着一打这东西，他匆匆翻看了几个嵌在框子里的证书，“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挂起来？”

    “我没想到这点。”把证书挂起来不是凯特的风格，即便是，她要挂给谁看？凯特是组里唯一的研究员和医师，其他所有的研究团队成员都知道她的履历。他们不接待访客，会看到她办公室的人除了他们以外，只有照顾项目中的自闭症患儿们的24名工作人员。他们也许会觉得斯坦福和约翰·霍普金斯是人名，或许是死了很久的亲戚，而那些证书是他们的出生证明。

    “要是我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5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话，我早就把它挂得高高的啦。”本小心翼翼地把证书放回了箱子里，继续在箱子里翻找。

    凯特喝光了最后一滴咖啡：“嗯？”她递出杯子，“我可以把它卖给你啊，再来一杯咖啡就行。”

    “这是不是说现在我可以给你发令下单了啊？”

    “别乐昏了头啊。”凯特对着离开房间的本说。她站起身来，扭动着百叶窗的硬塑料控制杆。新的视野里，是一圈围着他们的房子像锁链似的篱笆，远处是雅加达那拥挤的街道。此刻正值早上上班的通勤高峰。公共汽车和轿车蠕动着前行，摩托车在它们之间狭小的空间中钻来钻去。自行车和行人挤满了人行道上的每一寸土地。她以前还以为旧金山的交通状况就够糟了呢。

    除了交通状况还有别的，雅加达至今仍让她感到如此陌生。这里不是家园，大概永远也不会是。四年前，凯特想搬家，搬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只要是旧金山之外的地方。马丁·格雷，她的养父，对她说：“雅加达……对于继续你的研究是个合适的地方，还有……那里也适合你重新开始生活。”他还说了些时间会治愈所有创伤之类的话。可现在她缺的就是时间。

    她转身回到桌旁，开始清理本拿出来的照片。她看到一张有些褪色的照片时停了下来，上面是一间宽阔的舞蹈室，铺着橡木地板。这怎么会跟她的工作用品混在一起？这是唯一的她童年时代在西柏林家里的照片，那儿就在蒂尔加腾街6边上。凯特几乎想不起那栋三层楼的大房子的样子了。在她的记忆里，那儿感觉更像是一栋外国使馆，或者是来自于另一个时代的宏伟遗迹，一座城堡。一座空荡荡的城堡。凯特的母亲死于难产，而她的父亲，尽管爱她，却很少在家。凯特努力想在心目中勾画出他的模样，但却做不到。记忆里只有一些碎片，关于一次散步的，那是12月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他带她出去。她还记得，自己的手在他的手里显得多么小，那时候她感到多么安全。他们沿着蒂尔加腾街一路走去，一直走到柏林墙。那儿的场面让人心酸：许多家庭都在那里摆放着花圈和照片，希冀着、祈祷着这堵墙会倒掉，他们亲爱的人会回来。此外，别的记忆都是他离去和归来的瞬间，回来的时候常带着些来自远方的小饰品。房子里的工作人员尽力填补她的空虚。他们都很关心她，但大概还是冷淡了点。管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还有那个和她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在顶层的家庭教师呢？她教会了凯特德语。凯特至今仍然能说德语，但她想不起那个女人的名字了。

    她六岁之前的生命里只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在那个夜里，马丁走进她的舞蹈室，关上音乐，告诉她，她的父亲没回来——再也不会回来了——而她以后要跟马丁一起生活。

    她真希望她能抹掉那段记忆，连同之后13年的一切一并忘记。她跟马丁一起搬到了美国，但他总是从一次探险奔赴另一次，居住的城市换了一个又一个，她也从一所寄宿学校被送到另一所。而任何一处都不曾让她有家的感觉。让她感到最像真正的家的地方，就是实验室。除了睡觉之外，她所有的时间几乎都在这里度过。离开旧金山之后，她将自己的全身心完全投入到工作里。这最初是一种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