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汗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〇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〇四号/中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民国八十一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酦酵作祟着了；我对汪着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目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民国五十四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

    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民国五十六、七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民国五十四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殡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民国五十五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尙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卖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营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它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祇有“一个鬼柬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它可能”；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二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止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直到民国六十六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民国五十四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硏究》出版于民国五十六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民国六十一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民国六十六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象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民国五十四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五十四年：一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市的。这样；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