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么理解没错，当然也只是一线希望。”“那就有问题了。我没孩子，不过干我这行的，多少也能体会为人父母的心情。只要孩子没被确定死亡，他们是不会放弃希望的，至少不会换手机号。”“应该是。”“不不，这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肯定是的。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换手机号？”“你在暗示父亲是凶手吗？”麦涛忽然抬起头，斜眼看着他。他也有了些醉意，因此看不清对方的眼神。“难道不可能吗？你刚才说，第三个女孩的失踪和前两个并没有必然联系。

    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人冒用‘少女杀手’之名，做些非法的勾当呢？”“可是他来了三个月，到警察局，每天都来，整整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哪个凶手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成天和自己的对手泡在一起？话说回来，案发时警方也曾把他列为嫌疑犯。”“这话怎么讲？”艾西被弄糊涂了，既然警方怀疑此案系“少女杀手”所为，为什么又要怀疑痛失爱女的父亲呢？“这是因为案件本身很奇特。”

    麦涛再次把艾西带回了三年前的第三宗案件中。

    邱丽萍死后的第三周，一个叫方晓晓的十六岁女孩与母亲一起在咖啡厅里喝茶。“咱们晚上吃烤肉吧？”女孩笑着向妈妈提议。“行啊！想去哪儿吃？”妈妈也笑。

    母女二人商量好地点后，女孩又说：“给爸爸打个电话吧，咱们晚一点去，不要让爸爸又吃剩饭。”“你打吧。”“不嘛，我不要，必须你打。”“哦？”妈妈掏出手机，笑了一下，“干吗非让我打，刚给你买了新手机，你不过过瘾？”“手机的话，我有的是时间过瘾，用不着现在吧？”“好吧。”母亲拗不过，只好给自己的老公打了电话，“晚上早点回来，你女儿想吃烤肉了……呃，对，有病人我知道，可也别拖得太晚。要说病人，永远都会有的，可你也总要有点自己的生活……呃，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当然有自己的生活，我也不是工作狂……嘿，你这话怎么说的，女儿叫你，你爱来不来！”电话打成这样，女儿方晓晓摇了摇头，拽了拽蓝色连衣裙的衣领。……“你说什么？”艾西睁大蒙眬的眼睛，“蓝色连衣裙？格子的？”“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没错，跟第二被害人身上的那件差不多，但不是相同的款式，更不是同一件。”“真可惜。”“也没什么，我查了一下，前一年流行某大品牌的衣服，叫爱恋还是什么牌子的，格子的。到第二年，你也知道的，街头巷尾都是这类仿货，也不足为奇。”……

    方晓晓拽了拽蓝色连衣裙的衣领，不满地责怪说：“妈妈，为什么你总要和爸爸吵架呢？”“这不是我的问题。你知道你爸说什么吗？我让他早点回家，让他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女人，我应该关注得更多，而不是成天往公司跑。”“行啦，妈，别得理不饶人了。”女儿嘟起了嘴，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个本子，“看看，你上个月加班五十八小时，比正常人工作一周的时间都多了吧。我再看看爸爸，他上个月加班二十三个小时，比你少了一半还多呢！”“哪有你这么比的？你爸是大夫，正常工作时间谁都比不了。你现在上高中了，功课他也不管管，总不能指着你妈我这个学文科的吧？”“你爸”、“你妈”，这是人们常使用的字眼，不知道为什么总给人推卸责任的感觉。特别是在父母双方互相指责的时候，当着孩子就老用这个字眼，就好像父母做得不对，因为他们是孩子的父母，而并非对方的配偶。“你爸、你妈”，为什么就不能说是“我老婆、我老公”呢？！

    于是，中国的孩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孩子，跟父母不那么亲，也便有了解释。因为从小言谈话语之间，他就被限定了太多的责任，等他们长大就学会了推卸责任。

    倘若父母都在推卸责任，那么孩子能学到什么？让孩子按你做的去做，而不是按你说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