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是，与案例和病人相比，心理治疗的过程既冗长，又枯燥。所以，我就无法将整个咨询过程和盘托出，那样会大大降低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我也不愿意将关键的治疗步骤一笔带过，以剥夺本书最起码的知识性和启发性；娱乐精神固然可贵，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可如果只是娱乐，特别是建立在病人痛苦之上的娱乐，那就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基数；退而求其次，我决定挑重点，跳跃式地来描述与杨洁的面谈内容。

    不过不管如何跳跃，与她的第一次见面，仍然值得大书特书。

    第一次接触病人，总是被我称为“相亲”。

    相亲的时候，大龄男女青年往那儿一坐，谁也没个准谱该说点儿什么合适——可不外乎总是这些，你的生平，你的家庭，你的物质条件，你的工作环境，你的兴趣爱好——假如你对这些都没啥把握，那么，来一点恰当的幽默感，也还是挺吸引人的。

    如果双方看对了眼，那么你当晚就可能接到电话，明天就会去看电影或者吃饭；即便没看上，大不了一拍两散，用不了太久，只要机会合适，你将与另一位异性再相上一次亲。

    心理治疗则不同，假如你没能与病人建立起信任关系，或者至少让他觉得你是可信的，就很可能没有下一次了。不错，李咏霖预付了五次的费用，可是一次之后，我就有退掉剩余的资费，再也见不到杨洁的可能性。

    中国的病人，一向是具有强烈怀疑精神的。即使你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由于心理学的普及问题，病人仍会忐忑不安。我有没有病？这病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被治愈？我会不会因此遭到别人的嘲笑，甚至是医生的嘲笑？这样的问题总是困扰着他们，也让他们对你犹豫不决。

    因此，对第一次咨询，心理医生得拿出相亲的劲头来。

    为了见杨洁，我精心地进行了准备。这包括，挑选一身不那么严肃的休闲服装；找一个不像暴发户的，大小合适的棕色提包；洗掉眼屎刮好胡子，然后揣好备用量表。

    我要去除职业化给人带来的压迫感，当然也不能太随随便便；另外，我还得模糊自己的性别，这不是说我要变性成为大姑娘，而是我得尽量削弱自己的男*觉。在中国，性，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杨洁经历过了离婚和感情的动荡，她有可能像攀住一根救命稻草那样缠住我，这不是安全的做法。

    第一次面谈，安排在杨颖的家，离婚后，杨洁就一直和姐姐住在一起。因为这是她出院之后的第三天，身体状况和精神水平都不一定得到了全面恢复。为了让她畅所欲言，我登门拜访，而杨颖也找个借口出门回避。

    她们的家很远，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到达。下车的时候，正好接到杨颖的来电：“您快到了吧，”她说，“我妹妹今天的状况还可以，不过她对是不是应该和您见面，又有些犹豫了。”

    我请她安心，随后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六楼。

    门铃响过了两三声，杨洁马上开了门，她都没问问门外是谁。

    这并非我初次见到杨洁，可上一次是在危机状况之下，我被大量的血液弄得晕头转向，又一个劲儿地想着怎样包扎，所以并没看清她的样貌。

    这一次面对面，还是不由得因她的美貌而心头一动。杨洁的美，是那种纯天然不经修饰的美感：高耸的鼻梁，深深的眼眶，特别清晰的双眼皮，薄厚适中的嘴唇——我发现这些修辞都显得苍白无力。她的美该如何形容？我不知道。虽然她脸色还挺差，因为内分泌失调，还起了包，头发是我不太喜欢的棕黄色——可我还是得公平地说，杨洁是个美人儿。

    她看到我，不由自主地愣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我长得太美或是太丑，而是我太年轻了。

    “艾医生？”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声音没有长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