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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CT片来看，对冲伤明显。颅骨骨折线连贯为线形，贯穿枕部，这样的损伤必须是和有一定接触面积的钝物接触才能形成，而且应该是经过了减速作用。”我说，“显而易见，是伤者说了假话，他的伤不是被打的，而是摔出来的。”

    说完，会议桌周围的几名法医都点头认可。

    “既然这样，那就不宜参照人体轻重伤鉴定标准进行伤情鉴定。”胡科长说。

    其实这并不是在尸检，而是在进行伤情鉴定会诊。

    伤情鉴定是法医的另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命案侦破。一方面伤情鉴定牵涉纠纷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之争，所以无论做出什么结论，总会有一方不服，会认为对自己不公，然后猜测说法医有徇私舞弊的嫌疑。另一方面，因为很多损伤伤及内脏、骨骼，法医不能像检验尸体那样得到直观的认识，而是要通过医学知识、医学影像学资料对活体的伤情进行诊断，并对照伤情鉴定标准进行鉴定。

    省城的法医实力很强，但是对于伤情鉴定也丝毫不敢怠慢，为了尽可能地保证鉴定结论的科学、客观和公正，省城公安局法医部门会利用地理优势，定期邀请省公安厅、市检察院的法医共同对一些疑难的伤情鉴定进行会诊，尤其是接近伤情鉴定标准线的伤情，通过集思广益更能体现鉴定的透明和公正。同时，各部门的法医也通过这种类型的会诊工作，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统一对伤情鉴定标准的理解度。

    这一段时间，省城的伤情鉴定数量突然减少，疑难案件数也大大降低，所以这一次的会诊工作只有这么一起案件。

    案件很简单，是两个人发生纠纷，没有其他的目击证人。伤者报案的时候称是行为人用砖头砸伤了他的后脑勺，而行为人称是伤者追逐他进行殴打的时候自己滑倒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办案单位向市公安局提供了伤者的病历材料，要求法医解决致伤方式的问题。法医简单的一纸鉴定，却可以分辨出这个案件中谁才是真正的“恶人”。听上去很神奇，但是法医的肩上担负着千斤重担。“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这是师父对伤情鉴定的解读。

    会诊结束后，我和胡科长在办公室里拉家常。胡科长是我工作前实习的带教老师，如今一晃数年，他的鬓角也染上了白霜。

    “最近案件好少啊，都有点儿闲得发慌了。”胡科长笑着说。

    “我翻了你们的登记表，这一个月来，你们收了60起伤情鉴定，还闲得发慌？”我说。

    “我们每年受理伤情鉴定都是1000多起，这个月才收60起，你算算是不是闲了很多？”胡科长掰起了指头，“不过，咱省城有个规律，一旦伤情鉴定少了，就是要有难度大的命案了。不过最近好像还算平静。”

    不是我迷信，但是干法医的确实忌讳这样的话，虽然我也被称为“乌鸦嘴”，但是乌鸦嘴的法医绝对不止我一个。听完胡科长的话后，我突然后背冒了一身冷汗，冷汗还没消去，胡科长办公室的电话就应景地响了起来。

    胡科长接着电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从惊讶到凝重。挂了电话，他说：“真邪门儿，我这破嘴。”

    “有命案？”虽然祈愿天下太平，但是听说有命案，还是有一股冲劲儿涌上心头。

    “西郊城际铁路高架下面的小楼，死了一对年轻夫妇，据说惨不忍睹。”胡科长皱起了眉头。

    我拿出手机看了下日历：“明天周末，不如我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和你们一起出勘现场、侦办此案吧？”

    “那是最好不过了。”胡科长高兴地说，“走，出发。”

    省城不大，我们却也开了40分钟车才到达现场。一路上经过了繁华的市区，经过了寂静的农田，又经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