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开始的“第一件事”，根本不是搜查贾克曼教授的房子。第一件事，彼得·戴蒙开始一天的第一件事，是床头电话在六点半响了——副分局长要一名值班巡官转达，请戴蒙八点半到总局报到。

    他乐于打一下赌：肯定不是有关警员奖金的事。他感觉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他跌回枕头上，抱怨着。不论这道突如其来的召令起自什么缘由，再也没有比在今天早上执行更不恰当的了。真复杂！前一晚他好不容易才打理好各项安排：几车子的侦探、警员、法医等，依约将于八点半在贾克曼家集合……不早不晚，时间刚好撞上布里斯托总局的召令。

    他再度坐起来，把床头桌的电话拿到腿间的垫褥上。他的妻子史黛芬妮早已习惯卧房兼具警察局办公室的功用，便一言不发地下床披上罩袍，下楼准备早餐。

    戴蒙拿起话筒，打电话把搜查时间改为上午十一点。他不愿意任何人没有他同行而进入屋子。理论上，这个责任可以委托约翰·韦格弗，但戴蒙喜欢忽略这个理论。不过，他仍是请韦格弗去饭店找贾克曼，说明时间变动的原因。

    开车前往布里斯托时，他试着揣测总局的想法，最后很不高兴地结论：前一晚贾克曼在饭店一定忙着打电话。像贾克曼这种有地位的人，眼见麻烦隐然在望时，绝不会像微不足道的小偷一样潜入地下。他们会起身，设法找老朋友，拜托他们帮忙。

    这天早上，坐在桌子后面的副分局长塔特先生，身穿白衬衫、粉红色吊裤带，架着一副眼镜，样子与往常不同，这不同足以让一名阶级较小的警察在门口迟疑不敢进去。但这时，他热络地向戴蒙打招呼，直接喊他的名字，而且那只打招呼的手，一直挥到碰着窗户下方的黑色皮制长椅。好像为了扫除即将展开责备的隐忧，这位副分局长起身走到门边，要人准备咖啡和饼干。接着，他倚在长椅一端，两臂合抱，这模样——中分的头发平贴着头颅，又留着禁卫兵式的小胡子——很像是准备要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照片。

    这些“做出来”的异常现象，对戴蒙产生了“丧志效应”。前一回有人这样体贴周到地对待他，是在一个悲剧的场合：医师告诉他，他太太流产了。

    “抱歉破坏了你原先的安排，”塔特先生说着，努力表现出诚挚的态度。“但实在有必要尽早见你一下。而且要顺便问一下，谋杀案侦办得如何了？”

    这个“顺便问一下”，对戴蒙是另一个打击，因为这意味马上要讨论的是与贾克曼案子完全不相干的事情。戴蒙略微回答一下，同时在心中迅速调适。

    “我们昨晚找出死者身分了，长官，也许你已经听说了。”

    “一名电视女演员，是吧？”

    “是的，长官。她嫁给一名英文教授，两人住在克拉文墩。”

    塔特先生和蔼地笑笑。

    “我听说了。你恐怕得赶紧温习一下莎士比亚，彼得。”他停了一下，放开合抱的双臂，说：“而我呢，最好赶快进入正题。那边桌上放的是米森岱调查案报告的草样。”

    戴蒙早就料到了。

    “原来是这件事。”

    不祥之感压抑这么久之后，能如此平静回答，是戴蒙所能挤出的最好反应了。自从第一次面对调查委员起，至今已超过八个月。至于内政部长下令释放海得利·米森岱并提议道歉，至今已经两年多了。招假供、不当的监禁，新闻界把这个事件炒成一场反对“警察流氓”的仇恨运动，同时还顺便控诉种族歧视和野蛮的行径。这场运动的标的是布莱兹局长与戴蒙。雅各·布莱兹被追讨到酝酿成疾，并提早退休。结果，新闻界在未加证实的情况下，恶意地把原本的中伤，进一步写成证实之事。

    “我认为你应该尽早略微看一下，”塔特先生说。“等你知道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