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和相集——他们的婚礼照片、他的父母亲史蒂芬与安娜的照片，但没有瑞莎家人的照片——收拢起来。她的父母亲在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双双遇难，她所在的整个村庄被彻底摧毁。除了穿的衣服，她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一切。盒子满了以后，里奥的眼睛停留在墙上挂着的那幅裱框剪报上：他自己的照片，他曾是战争英雄，坦克摧毁者，被占领土地的解放者。他的过去与这些年轻的警卫毫无分别：在逮捕证上签字，每一次英雄主义的行为与个人牺牲都变得毫不重要。里奥将剪报从框中取出来。剪报经过多年精心保管，悬挂在墙壁上，仿佛就是一个神圣的标志；他将报纸沿中间对折，将它扔到盒子里。

    时间到了。里奥关上盒子，瑞莎也关上盒子，他在想他们是否还会有机会再看到这套公寓，似乎不太可能。

    他们被护送着下楼，五个人挤在一起，将电梯塞得满满的。外面有一辆车在等着他们，两名军官坐在前面，另一名坐在后座，夹在里奥和瑞莎之间，呼吸散发着污浊的气味。

    “我想看一下我的父母亲，想跟他们告别。”

    “别提什么要求。”

    清晨五点，出站大厅已经热闹起来。士兵、普通乘客、车站工作人员都在准备登上西伯利亚特快列车。火车头上覆盖有战争期间装上去的装甲板，车身上印有凸起的字样“为共产主义欢呼”。当乘客们纷纷登上列车，里奥和瑞莎各自拿着自己的盒子，在武装警卫的陪同下，站在站台末端等待。仿佛他们携带有某种传染性病毒，没有人靠近他们，在熙攘忙碌的车站里，他们似乎成了一个隔离的气泡。警卫没有作出任何解释，里奥也懒得问他们。他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现在等谁。他们有可能被送往不同的劳改营，也许再也看不到对方了。但这显然是一趟客运列车，不是用来装运囚犯的红色运牛卡车。他们是否有逃生的可能？毫无疑问，直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算幸运。他们还活着，还在一起，这远远超出里奥的想象。

    在里奥作证之后，他被遣送回家，在制定判决之前，他被软禁在家。他认为这最多需要一天。在回公寓的路上，在上第十四层楼的过程中，他突然意识到口袋里还装有那枚足以受牵连的中空硬币，他将硬币丢到一边。也许是瓦西里藏了这枚硬币，也许不是，但这已无关紧要了。当瑞莎从学校回到家里，她发现门外站着两名武装军官；军官对她进行搜查之后命令她待在屋里。里奥向她解释了他们所处的危境：对她无充分证据的断言，他自己所做的调查工作以及最后自己对指控的否认。他无须解释他们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当他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她一言不发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等他说完之后，她的反应让他有些出乎意料：“以为我们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坐在公寓里，等着国家安全部随时派人过来。由于接下来的事情不可知，现在尽量地多吃一点东西才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他们俩谁都懒得做饭，谁都感觉不到饿。他们既不脱衣睡觉，也没离开过厨房餐桌半步。他们只是静默地坐着——等待着。由于考虑到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了，里奥有一种想与妻子交谈的冲动：交代一些有必要交代的内容，但他一时却无法阐述清楚。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他意识到这是他们共处时间最长的一次，在他的印象当中，很少出现这种面对面的、不受任何干扰的共处。他们俩谁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局面。

    当天晚上，没人敲门。凌晨四点过去了，也没人来逮捕他们。第二天快要中午的时候，里奥做了早餐，心想他们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后来终于听到有人敲门，他和瑞莎站起来，急促地呼吸，心想到此为止了，军官们来拘捕他们了，他们会就此分开，各自接受审讯。没想到竟是一点小事：警卫们换班，一名军官要借用他们的洗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