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真的可算是老档案了，被老鼠啃得七零八落，上面全是老鼠屎。随手抽了一张，应该是当时的老文件，一抖满面是灰。

    如果有人翻动过，必然会有不同，我忙吩咐王盟仔细去看，有没有哪些地方可疑？

    蹑手蹑脚地在文件堆里走动，不久王盟就有了发现，过去一看，原来地上有几摞文件放得很整齐。四摞并排，拼成一个正方形。

    王盟道：“老板，你看是不是这么个意思？这人在这里翻看，站着太累，就用这些文件做了一个凳子。”

    我点头，确实，几乎能想像到当时的情形。那人坐到那个文件凳上，可以看得更加仔细。

    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想判断那人坐的时候面朝哪个方向，这时发现面向背面的话，一边的架子正好可以放手电筒当灯。我一边在脑子里重现着那情形，一边把手电筒放上去，低头看脚下。拨开灰尘，面前果然有几个陈年的烟头，而在正前方，还有一摞文件摆着。

    这里的一个大信封起码有四五斤重，散乱的文件不可能端在手里看。我面前的这一堆可能被他用来当桌子了。他看的东西就放在这上面。一边抽烟一边看，他娘的这小子还挺悠闲的！

    可还是没用，四周全是文件，到底他找的是什么没法推测，也许他找到了需要的就带走了。

    我有点着魔地做了几下翻文件的动作，脑子里忽然有一个念头闪过，想到了对条上的笔迹，不由得生出一个鬼使神差的念头——暂且不论其他，如果那对条真是“我”写的，我会怎么看文件？

    我让王盟递给我一个信封，打开它放在前面的“桌子”上，拿起一张翻了一下。接着回忆平时的习惯，一边琢磨，一边用右手将看过的几页叠在手上，等到了一定厚度，就远远地放到一边，放得很端正。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因为搞拓本整理的时候，往往整个桌都是纸头，乱得很，理好的东西，我喜欢远远地放开，和别的文件做区分。而放开的距离，必须是手能够够到的。

    环视了一下，看看这个距离内有没有我能用来放东西的地方，就看到一叠纸头摞在我右手边的一个箱子上，伸手过去，距离正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点抗拒，如果连这也被猜对了，岂不是就证明了，在这里看东西的人，真是我？

    不过我只犹豫了一下，就把纸拿了过来。管他呢！反正都死过一次了，这种事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将一叠档放到面前的文件堆上，第一张是一份表格，好像是津贴预算，有几个人名，津贴最多的是四百四十七．九二元。我对当时的工资制度不太明了，不过这么多津贴在那时肯定是天文数字。

    这种津贴一般是给苏联人的，我对这个不感兴趣，很快注意到表格的角落有行字：广西上思张家铺遗址考古工程外派人员津贴表。

    对了！就是这个！

    翻了翻，所有的页数都已经打乱，下面是表格的延伸，都是一些人名，在最后有一个章，确实是这个考古研究所的戳。我在这个戳里看到了一个日期，是一九五六年的文件。

    再后面是资料汇总，不是油印的，全是手写的记录，什么几号室，长宽，还有示意图，字迹潦草，因为有刚才的事情，所以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笔记，完全是陌生人的字，且有大量的不同，显然不是一个人在记录。

    迅速地翻开，到十四、五页之后，才看到不同的东西。

    那是一张什么东西的平面图，但不是现代那种专业平面图，还是用毛笔画的。自己看了看就知道了，这是一张清朝的“样式雷”。

    “样式雷”是代称，指的是一个雷姓的清朝御用设计师家族。他们主管几乎所有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不过当时工匠地位低下，哪怕是天下第一的工匠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