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法院7月底上书州立法委员会要求在本周范围内恢复死刑，数月间对伊凡特进行的缺席审判，10月24日所执行的死刑??这些全都是一幕幕接连上演的、对犯人妥协忍让的荒谬表演。

    伊凡特确实是捷尔特博士的一位病人，目前已知的是——他在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在第三医院的急诊室里。根据之后几次会议中捷尔特博士的描述，虽然他的手伤已经痊愈，但却保持着和博士的联系：即使这样的联系显得并不太紧密——按照博士的说法，他通常一个月甚至数个月才到他的办公室拜访他一次。如果这时他碰巧比较忙碌的话，这位他曾经的病人会很礼貌地离开；如果他不忙的话，他就会絮絮叨叨地和他讲一些乍一听上去很无聊的事情。按照会议里的记录，是诸如“邻家又死了一只猫”或者“路过的车辆声在午夜依旧很嘈杂”之类的话题。捷尔特博士早就觉得这位无聊病人的精神状况有些小问题，但鉴于自己工作的繁忙，并没有太在意——毕竟这位差不多一个季度才来一次的满腹牢骚和怪想法的“熟人”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他没必要多此一举地去做些什么。

    至于伊凡特为什么会来找他，资料中并没有明说——关于博士和伊凡特的交往，很多细节都被省略掉了（不知是博士的刻意省略，还是资料录入人员的偷懒）。唯一详细描述的，是伊凡特在6月22日和6月29日的两次拜访（这些描述出自博士6月29日在警局所做的笔录）。

    关于6月22日拜访的部分：

    “他推开了我办公室的门——艾莎知道他是我的朋友，或者他这样告诉了她；无论如何，他进来了。多次的造访使得他对这里，或者我对他都没有了陌生感。然而，可笑的是，我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依旧念叨着一些琐碎的事情，他说上周他在一个广场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吸烟，他教训了她一顿——这时我正在写一个关于促进凝血因子生成药的报告，他的描述却使我突然联想起莱塞济·佩里格的案子，这使得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对他和他的话细细打量起来：

    说来惭愧，虽然他将我视作他的朋友，我却一次都没有和他用心地交流过，甚至在那次之前，我对他的外貌都感到十分模糊——只是在数月间有‘这样的一个人似乎又该来了’的念头，看来，我对他确实是有些过分冷淡了。”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茶色瞳孔，留着比较长的、有些卷曲的茂密金发——他的衣着显得廉价但不邋遢，整个人比较憔悴。”

    “他说话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甚至有些像外国人——可能我特意放大了这样的特征，我现在就认为他非常像法国人：尽管在和他第一次见面时，我只认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技术一般的木匠。”

    “他对我此刻的注意十分在意，本来习惯旁若无人地说着自己的话的他反倒有些拘谨起来——我给了他一杯水，有些半开玩笑地问他：‘我们认识这么久了，我的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本来我并不期望他会立即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在听到我的提问之后，突然全身有如癫痫病人般颤抖了一下——他也丝毫不在乎交往中的礼仪了（事实上，之前的交往中他也没有很好地遵守过类似的礼仪），拿过我桌上放着的、正在写报告的钢笔，在一张处方函上写下了些什么，然后，连告辞都不说一句，就转身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我当时也似乎是傻掉了，他走了之后大概一两分钟——艾莎进来询问是否可以让下一个病人进来，我才回过神来。我当然是拿起那张他刚刚写了字的处方函，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伊凡特·冯·托德。”

    “本周一警局的例行会议上，我怀着忐忑的心理呈交上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不能排除那是位臆想症患者的幻想，毕竟案件的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