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阳光明媚，尖沙咀天星码头停泊着一艘白色的中型客轮。这是一艘航行于香港印尼之间的不定期客轮，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发一班，乘客多为印尼华侨，或来往两地的商贾。客轮全长33米，船头印有三个醒目的汉字：贤德号。

    下午两点，天星码头钟楼上的大钟准时敲响了。从1903年开始，它就从没有耽误过，每到准点就会尽职尽责地提醒着来往的乘客。钟楼是由实木和灰泥建造的，顶部装有一圈金属围栏加固楼身。此时从围栏看下去，有三辆黑色的英国摩利士oxford轿车从远处缓缓驶了过来，在阳光的照耀下，车头鼓起的大包显得格外醒目。轿车左拐右拐，最后稳稳地停靠在码头。

    从第一辆车钻出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大腹便便，满脸油腻。此人叫钱善波，香港运输署副署长。随他下车的还有两个穿着黑色西服的精悍的青年男子，他们分别提着一个长方形的皮箱，紧紧跟在钱署长身后。第二辆车下来的是一对老年夫妇和一个漂亮的女士。老年男人穿着一件米色风衣，戴一顶白色的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丰神飘洒，气宇轩昂。左边挽着他胳膊的是他的妇人，个儿不高，头发花白，穿着一件驼色毛衣和一条黑色的裙子。右边那位漂亮的女士30多岁，穿一件深色的洋装，身段婀娜，脸庞看上去白皙透明，显得特别干净。一头短发从耳上捋过，衬托出一双大大的眼睛，非常引人注目。她走在右边，轻轻搀扶着老人。第三辆车下来的又是几个提着皮箱的男子，穿着打扮跟第一辆车下来的两位青年男子一样。

    钱善波走到老年夫妇面前，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引着他们，向检票口走来。

    天星码头的检票员是一个高大的洋人，头发卷曲，鼻梁高耸，他那双凹陷进去的蓝色的眼睛盯着走来的钱善波，嘴角一翘，笑了。

    二人用英语寒暄一番后，钱善波说：“我叔叔年事已高，想回雅加达看看，毕竟在那儿生活了30年，有感情啊！这位是我婶婶，这位是我堂妹，其他人是我叔叔的随从，你知道……”钱善波凑近洋人的耳朵，嘀咕了一句什么，洋人脸上立即流露出惊讶的表情，同时又厌恶地躲开钱善波的嘴巴。

    “哦，是杨慕琦爵士的老朋友……”洋人频频点着头，他知道香港运输署副署长的话是毋庸置疑的。他还知道，前港督杨慕琦爵士当年在港抵抗日军，后被日本人当作战俘监禁在台湾、沈阳等地时，结交了不少华人朋友，眼前这个戴墨镜的老者也许就是那时候跟爵士相识，并结为至交的。既然是运输署副署长的亲戚，又是前港督的朋友，他不想为难他们，只是他觉得老者身后几个随从一个个提着皮箱，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当然不知道，皮箱分别装有四支m1卡宾枪，四支波波沙冲锋枪，以及两杆莫辛·纳甘狙击步枪。

    钱善波从制服内袋摸出一沓船票，递给了洋人。洋人扫了一眼，用检票钳在一沓船票上夹了一个洞，还给了钱善波。他对船票实在没什么兴趣，清一色的头等舱，一看就是有钱人，他现在对一个年轻人背上背的方形帆布包特别感兴趣。

    “里面装的是什么？”洋人用英语问。

    “老人心脏不好，路上必须准备一些治疗心肌梗塞的药，另外老人有高血压，包里有测压仪，听诊器……”柳东一口印尼腔英语，发音别扭，软绵绵的，洋人皱起了眉。

    “打开看看！”洋人命令道。

    “只是一些药品……”他肯定不能打开，里面是一台德制英尼格玛发报机。北方正是通过这台发报机，指示他们联络钱善波，乘坐这班“贤德号”的。目前，香港各个车站，大小码头到处都是保密局的人，钱善波是离开香港最有效的挡箭牌。他很配合，知道共产党马上要夺取政权，今后整个中国都是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