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人耳目，始终闭门不出，就连洗澡，都尽量选择人少的时候。然而就是这样怕人看见的被告，十日、十一日、十二日连续三天上午，各出去了一次，大约两个小时，这是因为澄子每天上午，必去一次观音公园散步，除了这段时间，他找不到能达到目的的机会。那三天里，他每天尾随澄子，在观音公园里徘徊，第一天，澄子和旅馆的女佣一起，第二天虽然是独自一人，但他还是错过了机会，没有能达成目的。

    于是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成功”，就出了旅馆。

    以上事实，是根据加贺屋旅馆的女佣——太田女士的证言证实的，太田女士作证说，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离开旅馆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

    匡介离开旅馆，来到观音公园入口对面，某某卫戍医院山津疗养所旁边的路上。关于当时的情景，被告在警察署是这样供述的：

    沿着卫戍医院山津疗养所的围墙，往前走了大约两町左右，有一个很短、但是很陡的坡。上坡后左边是山，右边是两间左右的一段缓缓的斜坡，上面长着细竹和杂草，斜坡前方，是个很陡的谷地，我刚好经过那里，忽然看见斜坡前方，谷地的边缘处，开着一朵花。不知道那是什么花，似一朵白色的棉花一般，边缘露出一围红色，很美丽。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能被路边的花草吸引，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只是瞥了一眼那朵花，我竟不知不觉地，从脚下的杂草丛里，径直走了过去。然后就发现在那下面，大约一间远的松树枝上，吊着一个男人的尸体……

    不得不说发现这具尸体，对被告来说是不幸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被告没有发现这具尸体，那么杀害澄子，可能也会以未遂告终。在这一点上，虽然对被告带有一丝同情，可是发现尸体之后，被告匡介的行为极其恶劣，没有丝亳值得同情的余地，对被告发现尸体的不幸遭遇的惋惜，我们也抹杀掉了。

    被告发现那具尸体以后，立刻改变了他所作的计划。之后的行为，被告对警察作了如下陈述：“于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下到谷底，仔细地检查了死者的身体。那是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计划，正要施行，但是我又担心，死者身上会有什么遗书，或者遗物之类的，让我的计划露出破绽。我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个皮质的笔套，一边插着一支钢笔，还有可自由增减的便笺纸。我看了看纸上都记了些什么，发现什么都没有。我打开另一边一看，里面有两张十日元纸币和一些零钱，两、三张名片，剪报，还有挂号信的收据等。于是除了钱原封不动，我想把其余所有东西都撕毁，但是转念一想，又把那三张名片、一张剪报和挂号信的收据，装进了自己的钱包。然后检查死者的和服袖兜时，发现了一个还剩两、三根金嘴香烟的皮质烟盒，我又原封不动地，放回了死者的袖兜里……”

    带着杀害澄子的目的，前往观音公园的被告匡介，在途中因留心一朵花，而发现了一具缢死尸体，继而改变杀人计划，而且，正如他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冷静、缜密地检査缢死者身上和周围，消除可能妨碍自己计划的东西，这一系列行为，联系到被告匡介在中国东北流浪的时候，曾向其友斯波准一尸体头部注射液蜡一事，被告匡介的大胆和犯罪的计划性，让人不得不感到震惊。

    被告检查完缢死者的尸体，确认没有什么阻碍自己计划的东西后，就来到距离那里，大约一町半处的小山丘上，藏身于观音堂里，等待着澄子的到来。

    投宿在西屋旅馆后，澄子的日常生活，根据该旅馆女佣赤坂爱的供述，现在已经查明，只是有时会有来自东京的信，她就写写回信、看看杂志小说，每天都去观音公园，此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于那天前夜，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澄子的行动，她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