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开头的电话号码。

    我没出息地露出笑容，好在她坐在后面看不见。

    “22？那是哪里？”

    “日内瓦，海勒国际总部。电话很难找到我，邮件我不常回。”

    后面这句是何夕的说话风格，我自动过滤了。

    伦勃朗拿着两套防护服出来接我们，其中一件是天蓝色的何夕自带装，昨天消毒后就寄放在救护中心里了。

    看到连续两天我都和何夕同时出现，伦勃朗不免有些惊讶。

    “又那么巧和她碰见？”伦勃朗悄悄问我。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何夕却听见了。

    “一起来的。”她说。

    “啊。”伦勃朗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疑惑，不过他没再追问下去。

    童童死了。就在今天凌晨。

    现在的死亡人数是二十二人，几乎是昨天数字的一倍。在地下的那些临时隔间里，还有三十一人在等待着。

    三幢被感染的楼里，还住着六十七个人。等待他们的，不知是什么。

    医疗小组又增加了三名新支援的护士，可是其中的一个已经不能在岗位上工作。今天早上她第一次看见病人在面前死去，被血溅了一身，吓倒在地上的时候，手被钢丝床的锐角划破了，防护服更裂了一大道口子。所有的人都为她祈祷，我也是。

    问题并不在死者的鲜血，那里已经没有范氏病毒，但是她穿着防护服接触过许多刚进入亢奋期的病人，她的防护服外层本身是有危险的。

    她只有二十岁，志愿进来的。

    今天我没再和病人作亲密接触，可以去给居民送他们要的东西，就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些，水、饼干、米……

    他们会问我情况怎么样，有多危险，还要隔离多久。

    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完全不用担心。伦勃朗让我这么说。

    送完安全区的东西，轮到三幢感染区。有一家要大米，开门的男人头发潦乱。

    “医生，其实我什么都不缺。”他定定地望着我：“我只是想当面问一问你，我的妻子和女儿怎样了。”

    我扔下米落荒而逃。

    这是让我无法喘息的一个半小时。

    十二点，杜琴来到了和我们约定的小餐厅。

    她坚持吃完点的台式卤肉饭再说，并且只吃了一半就不动了。

    “回忆那事情很难受，我怕自己犯恶心。”她又喝了半杯红茶，才开始叙说。

    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九日，一篇名为《芮金医院惊现奇迹，致命绝症莫明康复》的新闻刊登在上海晨星报社会版后的第二天上午。

    杜琴去为这篇报道的主角查房，在她的感觉里，老头子已经完全好了，难怪他这几天总是吵着要出院。

    特护单人病房的门关着，杜琴扭了一下门把手，锁上了。

    她敲了敲门。

    里面没动静。

    她敲得更大力，开始用力转门把手，并且开始叫喊，病房里依然寂静一片。

    杜琴觉得情况有些不对，她回忆了一下，确定病人没有出院，就准备去找护士长拿钥匙。

    她的手刚放开把手，门就被猛地向里拉开了。

    杜琴吓了一跳，站在她面前的是个庞大的身躯。

    她认得这个胖子，是程根的儿子，叫程伟平。

    “查房。没事干嘛锁门啊！”在医院里，她可不用顾忌这些使用特护病房的人有什么贵气的身份，尖着嗓子大声说。

    “不用查房了，再也不用查了。”程伟平低低地说着。

    “你让开。”杜琴皱起眉毛。

    程伟平往旁边让了条缝，杜琴推了一把，挤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