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擦眼睛，而是在上面写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

    “1982·夏天，张金龙”，我念了一遍。

    “他爹叫张金龙。”游芳说，她拿起另一块纸巾擦着眼睛。

    “那1982年夏天是？”

    “他死的时候。”

    “怎么死的？”

    游芳看着纸巾上黑黑的痕迹，把嘴唇抿成薄薄的一线，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他真的那么有决心查他爹的事，总是能知道的。”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游芳对此还是有所保留，但她提供了名字，这就是最大的线索，也不必现在逼问，看得出她非常爱她的儿子，她不想说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你先生是八二年几月几日死的？”

    “他不是我丈夫。”游芳一字一顿地说。

    “啊……”

    “我只记得是那年夏天，具体时间忘记了。”

    “忘记了？那，他是几岁死的？”

    “二三十岁吧，具体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真的愣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现在，游芳似乎也没有骗我的必要啊。

    这张金龙到底是干什么的啊。

    “好了，你也不是来玩的。能说的我都说了，你回去告诉阿宏吧。我这作妈的实在有太多地方对不起他。”

    我想摸出钱来结帐，被游芳推了回去。

    “你这做朋友的为阿宏煞费苦心，这些费用要让你付，我就真没脸没皮了。”

    她这么说，我就不再坚持清空自己的钱包，互道再见后，离开了这男人们纸醉金迷的所在。

    六耳父亲的名字已经得到，不管张金龙身上有多大的秘密，顺着这根藤，再深我都要把它挖出来。

    八、寻找张金龙

    找一个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说难不难，说易不易。等我开始着手想要查找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向游芳问一个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说或者不知道，找起来就真的很麻烦了。

    好在我电话打过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诉我，张金龙死的时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该对历年死亡者有统计汇总才对。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闭门羹的。这种东西算不算机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没有向市民提供这项服务的义务。记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记者陆青书刚参加完民政局组织的记者旅游团回来，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政府机关和对口的记者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虽然常有记者不小心惹某位领导生气，但总的来说，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还是能办成的。

    可是过了一天陆青书很不好意思地来找我，说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没输进电脑，查起来太费人工，说要查行，得自己过去。陆青书说可以帮我打个招呼，如果我高兴跑过去查的话。

    我当然说愿意。

    回去和六耳一说，他高兴之余，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虽然没你和我妈说得那么夸张，但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的确是一直以来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让你代我完成这个心愿。现在我已经可以出门了，两三小时里别人不会发现太大的异状。再说，我一发现毛长得长了，随便找个厕所躲进去刮干净就行。”

    上次我问出了他父亲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问我是怎么在他妈嘴里把话套出来的。我把实情招供后，他大叫大嚷，说我太能扯蛋，和我闹了好一阵。我一边和他折腾，心里却挺高兴，这说明他已经渐渐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所以我稍微叮嘱了六耳几句，就答应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个大早（当然是针对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