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格登警监向他走来，警监看上去闷闷不乐，他说：“早上好，波洛先生。说圣诞节快乐好像不太合适，是不是?”

    “Mon Cher Collègue(法语：我亲爱的同事)，在你的脸上，我显然看不到任何快乐的迹象。如果你说‘圣诞节快乐’，我也不会说‘年年如此！’”

    “我不希望再有一个这样的圣诞节了，这是真的。”萨格登说。

    “你有了一些进展?”

    “我调查了好多问题。霍伯里不在现场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电影院门口的侍者看见他和那个女郎一起进去，也看见他在电影散场的时候和她一起出来，而且看起来能确定他没有离开，更不可能在放映中离开了又回来。那个女郎则很肯定地发誓说他一直和她一起在电影院里。”

    波洛的眉毛扬了起来。

    “那么我几乎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好说的。”

    萨格登用挖苦的口气说：“啊，谁知道这些女郎们的心思!她们会毫不脸红地为了一个男人撒谎。”

    “那可以证明她们的心。”赫尔克里·波洛说。

    萨格登愤愤不平。

    “那么看是不合适的，这超过了正义许可的限度。”

    赫尔克里·波洛说：“正义本来就是一样奇怪的东西，你就从来都没损害过它吗?”

    萨格登注视着他，他说：“你是一个怪人，波洛先生。”

    “完全不是，我的想法是符合逻辑的，可我们不要再为这个问题争论了。那么，你相信牛奶店的那位小姐没说真话?”

    萨格登摇摇头。“不，”他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认为她是在说真话，她是那种很单纯的女郎，我认为如果她编了一套谎话我是会发觉的。”

    波洛说：“你是有这方面经验的，是吗?”

    “就是这么回事，波洛先生。当一个人一辈子都在记录证词，他多多少少会知道，人们是否在撒谎。我认为那个女郎的证词是真的，而如果是这样，霍伯里就不可能谋杀了李先生，这就使我们又回到了这家人中间。”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是他们中的一个干的，波洛先生。他们中间的一个，可会是谁呢?”

    “你没发现新的证据?”

    “不，在电话的问题上我运气不错。乔治·李往韦斯特林厄姆打电话是在九点差两分的时候，电话打了六分钟。”

    “啊哈!”

    “就像你说的!此外，没有打过任何别的电话了——无论是往韦斯特林厄姆或是别的任何地方。”

    “很有意思，”波洛赞同地说，“乔治·李先生说当他听到头顶上的动静时他刚刚打完电话——但实际上他十分钟前就打完了电话，在那十分钟里他在哪儿呢?乔治·李夫人说她正在打电话——但实际上她根本就没打过电话，她在哪儿?”

    萨格登说：“我刚才看见你和她说话，波洛先生?”

    他的语气里带着疑问，但波洛答道：“你错了!”

    “呃?”

    “我没有和她说话——是她和我说话！”

    “噢——”萨格登好像想把这个区别不耐烦地扔到一边，接着，当他理解了它的含义时，他说：“你说，她在和你说话?”

    “的确是这样，她是有意来这儿的。”

    “她有什么要说的?”

    “她想强调一些关键的地方，这案子非英国化的特点——埃斯特拉瓦多斯小姐父系方面可能有的不受欢迎的前辈——埃斯特拉瓦多斯小姐昨晚鬼鬼祟祟地从地板上捡起了什么东西的事实。”

    “她告诉你这些，是吗?”萨格登感兴趣地说。

    “是的，那位小姐捡起来的是什么东西?”萨格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