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乐地踱起方步来。好一会儿，她才小心地拿下眼镜，套进套子，然后放进一个已经放了把中国扇子的瓷漆盒子，深深叹口气说：

    “真高兴来的人是你。”

    “你太客气了。”

    “你知道，什么人都可能上我这儿，也许是个希望我办次义卖的蠢女人，也许是个来谈密莉保险卡的男人，可是密莉死也不肯要那东西——或者，也可能是装铅管的工人(要是真的，那我运气实在太好了)。要不然，就是有人想访问我，问我一些尴尬又可笑的问题，而且老是些旧问题：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作？写过多少本书？一共赚了多少钱？等等。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傻瓜一样。不过那都没什么关系，因为我想我已经快被这个鹦鹉的事逼疯了。”

    “有事没办法决定？”我同情地说：“我看我还是走开算了。”

    “不，别走，无论如何，你会让我觉得轻松点。”

    我接受了这个不肯定的恭维。

    “要不要来根烟？”奥立佛太太不十分殷勤地问道：“家里不知道什么地方有烟，打字机抽屉里找找看。”

    “我有，谢了，来一根吧？喔，对了，你不抽烟。”

    “也不喝酒，”奥立佛太太说：“真希望我会。像那些美国侦探一样，书桌抽屉里老是有点烟、酒，好像有了这些东西，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你知道，马克，我真不懂怎么有人真的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我觉得只要一杀人，罪行就很明显了。”

    “胡说，你就写过很多这种小说。”

    “至少有五十五部，”奥立佛太太说：“谋杀不是件难事，要掩饰得好才不简单。我是说：来的人为什么偏偏是你？你实在是跟我隔行如隔山。”

    “那也难讲。”

    “喔，等事实来证明吧，”奥立佛太太含糊地说：“随便发表一点你的意见，某乙被杀的时候，同时有五、六个人在场，每个人都有杀他的动机，这种情形实在不大平常——除非，某乙真的是个非常讨厌的人，谁也不在乎他是不是被谋杀，是什么人杀的。”

    “我了解你的问题了，”我说：“可是你既然已经成功地处理过这种题材五十五次，这次当然也不会有问题。”

    “我也一再这么告诉自己，”奥立佛太太说：“可是我实在没办法相信，所以觉得很痛苦。”

    她用力抓住头发，狠命拉扯着。

    “不要这样，”我喊道：“你会把头发连根拨掉的。”

    “胡说，”奥立佛太太说：“头发牢得很。不过我十四岁那年出麻疹的时候发高烧，前额的头发真的掉光了，好难看。过了半年才又长好，对那个年纪的女孩子真是可怕。昨天我到疗养院去看玛丽·德拉芳丹的时候，忽然回忆起这件事，因为她的头发就掉得跟我那时候一样。她说等她病好一点，要去做个假发戴在前额。我想也好，六十岁的人了，头发不大可能再长出来。”

    “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有个女孩的头发被人连根拨掉。”我说，同时意识到自己声音中有一种自以为见过世面的骄傲感。

    “你到底到什么怪地方去了？”奥立佛太太说。

    “查尔斯一家咖啡店。”

    “喔，查尔斯！”奥立佛太太说：“我相信那个地方什么怪事都会发生。披头、卫星人……我从来不写关于那些人的事，因为我觉得还是谈自己懂的事比较安全。”

    “譬如说？”

    “出门旅行的人、住旅馆的人、去开教区会议的人——售货员，还有参加音乐庆典的人、逛街的女孩、各种委员、职业妇女徒步环游世界的男男女女……”

    她停下来喘口气。

    “看来题材已经很丰富了。”我说。

    “不过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