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一月的一天，天气晴朗。汤普森医生和总警督贾普前来通告波洛关于亚历山大·波拿帕特·卡斯特一案的法院诉讼程序的结果。

    波洛自己则由于支气管轻微受凉，使他无法参加。幸运的是，他没有让我一起去。

    “决定提审，”贾普说，“就是那样。”

    “这不是挺不寻常的吗？”我问道，“在这个阶段进行辩护？我原以为狱中犯人总是保留辩护权的。”

    “这可是正常的程序，”贾普说，“我设想，年轻的卢卡斯认为他可以突击办理。我要说，他是个裁定员。精神时常是唯一可能的辩护理由。”

    波洛耸了耸肩。

    “如果是精神失常，就会被宣判无罪。在国王在位期间，囚禁很少能好过死刑。”

    “我猜想，卢卡斯认为可能会有机会，”贾普说，“因为只要有那人在贝克斯希尔谋杀案中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整个案件就可能变得证据不充分。我认为他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案子是多么的证据充分。他是个年轻人，他想在公众面前露露脸。”

    波洛转向汤普森。

    “你有什么看法，医生？”

    “对卡斯特吗？说心里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扮演那个神志清醒的人非常出色。当然，他是个癫痫病人。”

    “这是个多么令人惊奇的结局。”我说道。

    “他正好在发病的时候，跌进了安多弗的警察局？是的，这是这场戏剧的合适而富有戏剧性的结尾。ABC 总是恰到好处。”

    “有没有可能犯了罪却不清楚自己的罪行？”我问道。“他是否犯罪看起来倒有点真实的意思。”

    汤普森医生笑了笑。

    “你不该被那种‘我可以向上帝起誓’的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蒙骗。我认为，卡斯特很清楚他自己干了那些谋杀案。”

    “那些否认的言辞通常是激烈的。”贾普说。

    “至于你的问题，”汤普森继续说道，“当一个癫痫病人处于梦游状态时做了一件事却浑然不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可普遍的观点是这样的行为必须‘不违背这个人在清醒状态下的意愿。’”

    他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说起grand mal（法文，意为：大错误。——译注）和petit mal（法文，意为：小错误。——译注），使我处于外行的困惑之中。当一个精通某门学问的人深入探讨他的专业方面的问题时，这是常有的情况。

    “无论如何，我反对这种理论，认为卡斯特在进行谋杀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那些信，你可能还能提出那样的观点。那些信件粉碎了这个观点。它们表明犯罪是经过预谋和仔细策划的。”

    “可对于这些信件，我们还无法进行解释。”波洛说。

    “那是否令你感兴趣？”

    “自然是的——既然这些信是写给我的。一谈到信件这个问题，卡斯特坚决闭口不言。直到我找到这些写给我的信件的原因时，我才会认为本案得到了解决。”

    “是的——我能够理解你的观点。无论在哪种情况之下，看来都没有任何理由能使人相信那个人要针对你？”

    “无论什么都没有。”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是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

    “是的，卡斯特很明显是背负了两个极端夸张的基督教姓名：亚历山大和波拿帕特，这主要是处于他母亲的一时奇想（我毫不怀疑，这其中有俄狄浦斯恋母情结）。你看出其中的含义了吗？亚历山大——普遍被假想成渴望征服更多的世界而不可战胜的人；波拿帕特——则是伟大的法兰西国王。他需要一名对手——一个对手，人们可以说，是同他在一个阶层中的人。所以就有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