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年老的妇人接了电话。博霖说自己是U869上一名艇员的妹妹。那个老妇人说，她想她的丈夫将很高兴接她的电话。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86岁的弗雷德海尔姆讲述了他对弟弟海尔姆斯的回忆。

    “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弟弟的样子就会浮现在面前，”弗雷德海尔姆说道，“我看着他履行他的职责。我想他一定预感到自己回不来了，但他完成了他的职责。”

    第二天早晨，柯勒和博霖开车从汉堡来到柏林。当天晚上，他们和40岁的阿克塞尔。奈斯特勒博士会面。奈斯特勒是一家废品处理工程公司的老板，他拥有一个水资源科学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课题基本上是在北非完成的。业余时间，奈斯特勒出于个人爱好成了失踪潜艇再评定工作方面的权威。1994年，奈斯特勒首先想到要查阅一下截获的U869和总部之间的无线电通讯内容。当时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U869就沉在直布罗陀海域，没有人想起来要查阅潜艇的无线电通讯。奈斯特勒将自己的发现写信告诉了英国国防部的罗伯特。考波克，之后，考波克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查特顿和柯勒。在谈话期间，柯勒吃惊地发现奈斯特勒的知识非常渊博，而且他对潜艇充满热情。他问奈斯特勒为什么不在大学当老师。

    “潜艇是我的业余爱好，”他说道，“如果我靠它挣钱的话，它可能会变得很枯燥。正是解决这些事情时所需要使用的侦查方法真正吸引了我。一旦你发现历史出现错误，一旦你开始展开调查，你可能有幸更正它，那么你就已经很满足了。”

    第二天，柯勒和博霖搭乘柏林地铁来到一个老妇人的雅致房屋中。在客厅中间的壁炉架上，放着她孩子的照片和一个英俊男青年的照片，上面的英俊男子像是从二战时期起就一直注视着岁月的流逝。这位妇人说自己是吉瑟拉。恩格曼。而照片上的男人是她的未婚夫，佛朗茨。内戴尔，U869的一名鱼雷手。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恩格曼一直在向柯勒讲述着她如何将希特勒的眼睛从照片中抠除，如何爬上灯柱向全柏林的人展示希特勒的照片，在告别聚会上，佛朗茨和其他艇员如何悲伤流泪，以及她至今仍认为一人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爱情，而她的真爱已经给了佛朗茨。

    “我的两个丈夫都听说过佛朗茨，”她说道，“当我给我的孩子们讲起佛朗茨的事时，他们会捂起耳朵说道：”妈妈，这个故事你已经讲过一百五十次了‘。“

    与布兰特一家一样，一直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恩格曼都对未婚夫的下落心存疑虑。1947年10月她接到了政府的通知，说U869艇员全体阵亡。

    “我这一生中每天都在怀念着他，”她告诉柯勒，“自从我与他分别以来，我已经结了两次婚，有了四个孩子，但我一直将这张照片放在我的卧室中，这样我就每天都能看到他了。”

    在返回新泽西之前，柯勒还安排了另一次会面。他和博霖飞往慕尼黑，租了一辆汽车，向西开过几英里冰雪覆盖的农地，来到小镇梅宁根的郊外。按照指示，几分钟后，他到了小镇的中心，这里遍布蜿蜒的街道、百年老屋，教堂的塔尖直冲云霄。梅宁根，他想道，就像一幅画，就像当年塞格先生向他父亲描述的德国。

    柯勒顺着狭窄的街道向前行驶，他来到一所十分古老的房子前。他按响了门铃。一分钟后，一个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老绅士打开了房门。他穿着蓝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雪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看上去好像多年来他一直在等待着他的拜访者。

    “我是赫伯特。古斯奇伍斯基，”老人说道，“我是U869上的报务员。欢迎到我家里来。”

    他的家人都围坐在客厅中，古斯奇伍斯基讲述了他从潜艇上幸存下来的经过。

    1944年11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