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士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车子正在朝圣何塞的方向行驶。又过了一阵子，巴士在一个小镇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打手势让乘客们下车。我们下了车，只见空地还停着一辆同样的巴士。

    “我说，这是哪里啊？”雪子问。

    “我只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圣何塞。”我说。

    那个卖点心的大叔指着另一辆巴士对我们说：“圣何塞，圣何塞。”好像是让我们乘上去。

    “唉。”我叹了口气。“这里好像是和圣何塞相反的一个终点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从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这样呐。”

    “呜呜——”雪子又摆出一副要大哭一场的架势。

    其他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叔向他们解释了我俩的遭遇，虽然我听不懂他是怎么说的，但大伙儿都朝我们投来极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两个可乐瓶，在附近的下水道里弄了点水，递到我们跟前，嘴里还说着“水，水。”好像是让我们喝下去。

    接过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红褐色，很是浑浊，片刻之间，瓶底上就沉淀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当地人大概还不要紧，外来者一喝下去估计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样子就行了。”我用日语对雪子说，把瓶口凑到嘴边。老人好像因为对可怜的亚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点点头。

    巴士总算发车了。我打手势问司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认为他肯定知道准确的时刻。但问了半天也只得到一个“大约四点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随着破巴士颠簸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圣何塞。我想找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却没有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行人变得稀少，沿街卖小吃的店铺也纷纷打样了。这下可遭了，我心中渐感不安，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招呼。回身看去，只见一辆警车正停在那里。

    一名警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说着什么，好像是问我们遇上了什么麻烦。

    这回总算运气不错，我心想，赶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警察听完以后，打手势让我们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这下终于得救了。”我和雪子对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警察会把我们直接带回警局呢，没想到他开着警车在镇上不停地兜圈子，还不时停在路边，向行人说着什么。

    “请问出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地与他搭话，却没有得到回答。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察又停下车来，同一位白人女性说着什么。那位女性身着紧身夹克衫，年约四十岁上下。她和警察交谈了几句以后，便上车来坐到我们身边，随后朝我们微微一笑，用英语问道：“两位这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我听到久违的英语，心下只感到万分亲切。

    听了我们的讲述，她说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随后又用西班牙语向警察进行了一番陈述。警察应了一句，便发动了警车。

    “接下来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说。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带过去呢？我刚才明明已经讲过事发经过了。”

    她听了这话，苦笑了一声。

    “他可听不懂英语啊。但是看你们这副模样，也能大致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让你们先上车，再找个会说英语的人来当翻译，好明白你们的遭遇。”

    “啊——”我浑身的气力都像是被抽干了。

    “钱全被抢走了？”

    “没有，这里还剩了一些。”我打开腰包，取出一个装有少量加拿大币的小钱包来。可钱包没拉上拉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