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波士顿城西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讨论移民，讨论贫困，讨论那些难以驾驭的“低劣人种”，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危机。他们惊呼“美国的雅典正在变成美国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笔者注）”，大有世风日下，城将不城之势。
所以，1849年11月23日，当“高尚正派的”“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时，这座已经开始动摇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难于估量的震撼。
据波士顿市警察总署署长富朗西斯·图克对报界的说法，他首先指示西区的警察们在哈佛大学一带“尽可能不声张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率员直奔爱尔兰区。以前办案总是这样，但凡有事就到爱尔兰人的贫民窟里抓几只“替罪羊”，因为波士顿的贵族们对警方职责的第一条定义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规矩的下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抓着。
紧接着，图克署长和探长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挥着他们的人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仓库、地下室等，以及无数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潜入了波士顿港湾和流经城西的乔尔斯江段水下。“我们搜遍了城里城外。”图克署长说，“以哈佛大学为圆心，半径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带，郊区和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镇，科德角两侧。我们搜遍了陆地、水域及水下。”但乔治·派克曼博士还是不肯露面。
这时，社会上有谣言流传，说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后有人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哈佛大学医学院内。于是，警察们重返剑桥，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在内的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楼板，但仍是两手空空，无功而归。
当年的哈佛医学院是一幢耸立于乔尔斯江畔的两层楼房——也可说是三层，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约合12米）高的地下室——与马萨诸塞总医院毗邻。楼房的一半建在沙滩上，底座悬空，仅靠几十根巨大的木桩支撑着。这样，当大西洋涨潮的时候，泛起的江水便能将楼底浅滩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