嚓嚓嚓嚓，白色粉笔在黑板上接连写下了四个词:足迹、指纹、笔迹、齿痕。“我们先来做一个mensa游戏。”林香茗微笑着说，“哪位同学能告诉我，我刚刚写下的这四个词，其共同点是什么？”“什么是闷杀啊？”李三多压低了声音问许瑞龙。“不是闷杀，中文叫门萨。”许瑞龙嘟囔着:“好像是一种智力竞猜游戏……”这时，前排传来一个轻细而柔软的声音:“这四个词汇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具有唯一性。”林香茗不由得看了那声音一眼:一双眼睛，有如刚出水的黑樱桃，闪烁出晶莹的光芒。他赶紧调转视线:“对，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犯罪个性剖绘，就是一种根据犯罪现场、犯罪形态以及被害人特性等方面搜集、归纳出凶手特征的犯罪调查技巧。简而言之:寻找凶手的唯一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民自由化程度逐渐提高，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迅速加大，我国进入了一个刑事犯罪的高发期，一些前所未有的犯罪形式不断涌现，连环变态杀人案就是其中最恶性、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而最典型的两个案件就是黄勇案件和杨新海案件。”

    黄勇是河南省平舆县玉皇庙乡曾庄村的村民。他将自己家中的面条机改制成杀人器械，取名“智能木马”。之后，从2001年9月至2003年11月，他先后从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等场所，以资助上学、外出旅游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将青少年骗到家中，然后以“智能木马”测试为由，将受害人捆在木马上，用布条勒死。案发时，惨死在他手里的冤魂一共有17条。杨新海是河南省正阳县杨陶庄人，他在河南、安徽、河北和山东四省相邻的农村地区疯狂杀人、强奸，用斧头砍，用锤子砸，从来不留活口。无论从杀人的数量还是残忍程度上来看，在世界犯罪史上他都算得上是“顶级魔王”，连美国赫赫有名的“绿河杀手”加里·里奇韦也甘拜下风，因为里奇韦只杀了48人，而杨新海杀死67人，杀伤12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变态杀人案数量很少，原因在于‘土壤’不够——变态杀人与现代社会的畸型程度是成正比的，而黄勇案件和杨新海案件从发生到结束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到2003年之间，我想这两起案件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们标志着系列变态杀人案件不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林香茗停顿了一下，声音突然变得十分沉重，“它们仿佛是病毒一般，悄无声息地随着现代化进程，潜入到了我们的身边，深深地隐藏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来一次无比血腥的大发作。”所有听讲的人都不由得身上一凛。窗外，一些阴晦的光芒，悄然浮游进了报告厅，弥漫开来。“一般来说，无论犯罪表现是什么，变态杀人者的背后都有性心理畸变的情况存在。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心理变态，以屠戮为乐的黑色歧路？是感情生活不健全？是对童年时代遭受凌辱的疯狂报复？是在现实与幻想的巨大矛盾之间不得解脱而人格分裂？是罕见的染色体或者肾上腺素分泌过旺？”林香茗说着，目光突然有些迷离，仿佛喃喃自语一般，手中的粉笔轻轻捻动，“至今，无论刑侦专家和性心理学家还没有找出答案，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无疑的是，变态杀人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任何一种传统犯罪。”

    报告厅里静静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仿佛不愿意打扰——抑或在欣赏——这位忧郁王子的沉思。突然，林香茗意识到自己出神了，歉意地冲着听众们一笑:“对不起，我现在向同学们提出第二个问题:根据我刚才讲的黄勇案件和杨新海案件，谁能回答:系列变态杀人案和传统意义上的情杀、抢劫杀人和报复杀人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动机!”前排，轻细而柔软的声音再次响起，“无论是抢劫杀人、报复杀人还是情杀，都有鲜明的动机，而变态杀人则缺乏明确的动机。”又是那双美丽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