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于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出户。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从童年时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在一条胡同。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50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不管被揍得多么重，许瑞龙却从来没有听过只大他两岁的李三多的哭声。也就是从那时起，许瑞龙经常被妈妈灌输:“你别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儿。他们家是特务，咱们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坏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坏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所以，黑和白，善与恶，好和坏，邪与正，注定是泾渭分明，你死我活。从童年时代开始，许瑞龙就和李三多划清了界限。尽管都住在一个胡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许瑞龙很少搭理他，甚至当李三多挂着油滑的笑容主动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时，他也昂首挺胸一走而过，视若不见。“李三多，你给我老实点!”这句话，每次赶上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许瑞龙都要严厉地警告李三多。随着时光流逝，训斥者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慢慢地衣服的胸口又挂上了团徽，后来成为一名光荣的公安干警;而被训斥者从面黄肌瘦的孩子，变成了尖嘴猴腮的成人，靠收破烂养活自己和一大家子。起初，身穿雪白警服的许瑞龙，根本没有把这个小混混放在眼里，但是，当他有一次下夜班经过文化宫，看见李三多居然西服革履地和一个烫了“大卷”的漂亮女子搂搂抱抱走出来时，顿时目瞪口呆——这个平时破衣烂衫的家伙，怎么混进了交际场？而且，他哪里来的钱置办这一身行头？莫非这个家伙“子承父业”？当上了特务——本来他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儿子啊!从这一天开始，好几年的时间里，许瑞龙都秘密追踪着李三多的一举一动，发现他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成各种人:在古董店他是买卖字画的“李老板”，在大学他是夹着书本插班听课的“小李”，在舞会上他是技倾群芳的“李先生”……但是只要回到胡同里，他照样是那个收破烂的李三多，点头哈腰的李三多，破衣烂衫的李三多。许瑞龙越发觉得他深不可测，但又没有抓住他任何犯罪的把柄。而李三多仿佛早就洞悉了他的追踪，见面的一笑诡异而狠毒。文革开始后，许天祥被打倒，神秘失踪。许瑞龙和其他几百名公安干警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西郊农场关押。来到农场的当天，所有的“犯人”都被押到一个大晒谷场听领导训话——他们的性命都攥在这位新上任的领导手里。许瑞龙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站在他面前的“领导”，竟是他多年以来一直追踪的李三多!

    李三多的确是“子承父业”，但他不是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