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帝来了都不算。”

    说完就一屁股蹲下去，和衣卷在了马路沿儿上。

    “都怪我，”Shirley杨内疚道，“要不还是在附近找一间宾馆，先住下再说吧。”

    “这怎么能是你的错，怪我准备得不够周全，没有提前买好火车票。害大家从上海一路站到现在。”

    四眼的西装在火车上被挤成脱了线的破袄，皱巴巴的，远远地看起来像个乡村教师。

    这二位在美国待了小半辈子，什么大世面没见过，愣是叫国内的绿卡吓得不轻，火车上人挤人、人踩人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攒不出来。我们三个大老爷们，用行李给Shirley杨砌了一个临时碉堡，在角落里隔了一个勉强能休息的座位。胖子自视体力过人，坚持把座位留给Shirley杨不肯换班休息，这才上演了一出横卧车站口的悲喜剧。不过根据我对胖子的了解，这小子肯定是惦记着让Shirley杨替他在林芳面前多打感情牌。

    好在火车站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不少，我们几个很快找到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招待所。一推开招待所的玻璃门，就瞧见前台大妈穿着一件碎花小袄，靠在桌上睡得正香。我们几个累了一路，此刻跟逃荒难民似的拎着行李直往暖和的地方冲，前台大妈被我们一通哄闹坏了美梦，看上去心情很不好。

    这家招待所分上下两层，是典型的作坊店，石灰刷出来的砖头墙，不少地方露出了稻草秆。不过我们在火车上被折磨了几十个小时，已经顾不上换别的地方。大妈取出登记用的纸笔，指着墙上的告示栏说：“结婚证、身份证都拿出来。”

    我凑上去一看，小布告栏里头，贴着一张玄武区的街道居委会通告，说最近南京地区有外省流窜犯四处作案，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各招待所做好入住人员登记手续，一人一证，杜绝隐患。

    别的好说，可结婚证这玩意儿，我上哪给大妈找去。我只好跟她解释说我们几个人都是单身好青年，没证。大妈将我和Shirley杨上下打量了一番，斩钉截铁地说：“没证还想开房，你这是耍流氓。把身份证交出来。”

    四眼和胖子哄笑起来，我没空答理他们，继续给碎花大妈解释：“我们要两间房，她单独住。”

    大妈重重地哼了一声，宛若寒风般冷酷，她得意地说：“你们这些小年轻的花花肠子，我见多了。没证，就是三间房也不行。”

    我被她弄得啼笑皆非，又不敢跟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较真儿。四眼推了一下眼镜，从胖子的包里翻出一袋巧克力来，塞进碎花大妈手里：“我们刚从外边回来，还不熟悉大陆形势。您通融一下，就一晚，我们开三间房，住两间。”

    胖子问：“多一间干吗使？”

    四眼笑了笑，问碎花大妈的意见。她提溜起那袋花花绿绿的美国巧克力，翻了一个白眼：“既然是特殊情况那就只好特殊对待，我看这个戴眼镜的是老实人。你们自己把登记表填一下，钥匙拿去吧。”

    我心说贪污受贿是最大的犯罪，大妈您拿慰问品就算了，平白无故还多收一间房钱，要是真遇上流窜犯，也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怪不得治安环境。

    我将四个人的资料胡乱填写了一通，碎花大妈装模作样地拿起来一看，随后放下本子，戴起老花镜问：“胡八一是哪个？”

    我朝她点了点头，无奈人家对我成见颇深，不愿跟我多说话，只是拍了拍桌子，让我们取钥匙走人。

    好不容易掸好了床，反正是三个大老爷们，我也顾不上换洗，一头扎进了软绵绵的棉被里头。胖子刚一着床立马鼾声大起，四眼皱着眉头站在一边，显然不愿意跟我们同流合污。我说大律师你将就一点儿，要不你和胖子睡床，我打地铺。四眼摇了摇头，问我：“你有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