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苏珊妮很不情愿地说，“但是，我们只是透过尤斯特士爵士才知道那件事。如果我们是直接听彼吉特本人说，那可能就不同了。你知道人们在复述某一件事时，总是多少有点出入。”

    我在脑海里把那件事再重新回想一遍。

    “不，”我最后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彼吉特有罪。不管再怎么说，你无法否认彼吉特想把我推到海里的这个事实，以及其他吻合的事件。你为何如此坚持你的这个新看法？”

    “因为他的脸。”

    “他的脸？但是——”

    “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它是一张罪犯的脸，一点也不错。没有任何一个有着像那样一张胜的人，会真的就是罪犯。那将是大自然的一大玩笑。”

    我不太相信苏珊妮的辩词，我在过去的岁月里对大自然了解很多。如果她具有幽默感，那她并没显露太多出来。苏珊妮是那种会在大自然上，加上自己主观有利色彩的人。

    我们略过这些，继续讨论当前的计划。我很清楚我必须有某种立场，我无法继续避免解释。所有难题的解答已经在我手中，虽然我有时候没想到。“每日公报”！我的沉默或发言都已无法再影响哈瑞·雷本。他被指认为“褐衣男子”并不是我的错。我采取似乎是对抗他的方式可以帮他最好的忙。“上校”和他的党徒一定不会怀疑，在我和他们所选出来作为马罗谋杀案的代罪羔羊之间，存在着任何友善的情感。就我所知道的，被害的女子身分仍是未明。我将打电报给纳斯比勋爵，提示他说，她就是那长久以来使巴黎为之欢欣的名俄籍舞者“纳蒂娜”。她的身分尚未被确定，对我来说实在难以置信——然而在我对此案子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我就知道那是很自然的现象。

    纳蒂娜在巴黎事业成功的时候，并没有到过英格兰。伦敦的观众并不知道她。报上所登载的马罗被害者照片，都是那么模糊，难以辨认，因此没有人能认出来实在不足为奇。而且，就另一方面来说，纳蒂娜蓄意让她的英格兰之行保持高度秘密。命案发生的第二天，她的经理人收到了一封声言是发自她的信，信上说她为了私人急事返回俄国，他必须尽可能处理她的违约问题。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在苏珊妮的完全同意之下，我从迪阿尔发出了一封长电报，电报到达得正是时候（这当然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每日公报”正缺乏轰动的新闻。我的猜测被证实为正确无误，而“每日公报”有了开办以来的第一条独家新闻。“磨房谋杀案被害者身分本报特约记者证实。”等等。“本报特约记者与凶手同船出航。褐衣男子的长相如何？”）

    主要部份当然也转送到南非各报，但是我自己却在好几天之后才看到我所写的长篇报道！我在布拉瓦尔收到嘉许及指示电报。我已成为“每日公报”一员，而且我还收到纳斯比勋爵的个别祝贺。我被正式派任追寻凶手，而我，只有我知道凶手并不是哈瑞·雷本！但是让世人认为是他吧——目前最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