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第二天早上，他下楼到厨房去，厨房里没人，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麦金蒂太太为他准备有早餐。他说，他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去敲麦金蒂太太的房门，可是没有听到回答，他以为她睡过头了，可又不愿再敲下去。后来面包师来了，詹姆斯·本特利又上楼去敲了一次门。在此之后，就像我告诉您的那样，面包师到隔壁叫来一位邻居埃利奥特太太，她后来发现了尸体，惊得呼天喊地。麦金蒂太太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是被东西击中后脑勺而致命的。凶器可能是那种带有利刃的砍肉用的斧头，她当场就死了。屋里的抽屉都被打开，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卧室里那块松动的木板已被掀开，三十英镑现金不见了。所有的窗户都从里面关得严严实实，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是从外面强行闯入的。”

    “因此，”波洛说，“要么就肯定是詹姆斯·本特利杀了她，要么就是她趁本特利外出时自己将自己杀死的，对吗？”

    “的确如此。它不是入室抢劫或盗窃。那么，她有可能把谁让进屋里呢？一个邻居，或者她的侄女或她的丈夫。问题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排除掉了她的邻居。那天晚上，她的侄女和她的丈夫去看电影了，它的可能性是——也仅仅是有一点儿可能，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悄悄离开电影院，骑自行车走了三英里，杀掉那位老妇人，将钱藏到了房后，然后不为别人察觉地再骑车返回影院。我们认真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但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加以证实。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把钱藏到房子后面呢？那是一个日后很难将钱取走的地方。为什么不将钱藏到从房子到影院这三英里之间的什么地方呢？不，将钱藏到那个地方的惟一可信的解释是——”

    波洛替他说完了这句话：

    “因为你正住在那房子里，但又不愿将钱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是屋里的什么地方才会那么做的。事实上，这样做事的人只能是詹姆斯·本特利。”

    “完全正确。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间，你都可以得出对本特利不利的结论。最后一点，他的衣袖上有血迹。”

    “他如何解释这血迹？”

    “他说他记得出事的前一天他到一个屠夫的肉店里去帮忙了。一派胡言！那不是屠宰动物的血。”

    “他坚持那种说法吗？”

    “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他说的话截然不同。您知道，在他的袖口上还有一根头发，一根沾有血迹的头发，那根头发和麦金蒂太太的头发完全一样，这就把事情给解释清楚了。后来，他承认在前一天晚上他散步回来的时候，他进过麦金蒂太太的房间。他说，他敲门之后进去，发现她死在了地板上，便弯腰摸了一摸她，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这样是为了得到证实她的确死了。然后，他就失去了理智，他一看到血就会十分冲动，压抑不住，情绪很受影响。他说，他回到自己房间时，人几乎要崩溃了，差点儿晕了过去。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仍然没有勇气承认他已经知道了发生过的事情。”

    “非常靠不住的说法。”波洛评论道。

    “是的，的确如此，然而您知道，”斯彭斯沉思着说，“它很有可能是真的。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或者陪审团的人所能相信的那种事实。但是我见过这种人，我不是说那种精神崩溃的说法，我是指需要对一种行为负责，而只是不能够面对事实，承担责任的那种很害羞的人。比如说，他走进房间，发现她已经死了，他知道他应该做些什么——去报警——去告诉一个邻居——去做当时当地要求的应该做的事。而他都吓得惊慌失措。他想：‘我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我今晚不应该到这个房间里来。我要去睡觉，就像我根本没有到这儿来过一样。’这样想过之后，当然就是害怕——害怕他被怀疑和这事儿有牵连，他认为他要尽可能长时间地使自己摆脱掉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