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做了——无事了，这就是说，除非萨维奇先生的亲戚准备花大量钱财来打官司。对此我推测他们要么不准备去打，要么真的去打。我从不劝人把案子弄进法庭，除非有胜诉的希望还差不多。法律，弗朗西丝小姐，是头捉摸不定的畜牲，它弯来拐去地叫那些毫无法律头脑的人吓一跳。我的座右铭历来是：私下和解。”

    “这件事太古怪了。”弗兰基沉思地说道，她产生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她可能随时踏出一步，这场游戏就终结了。

    “这类案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

    “自杀案件吗？”弗兰基问。

    “不，不，我说的是使用威胁手段的案件。萨维奇先生是个头脑精明的生意人，但他显然像个蜡人一样受那个女人摆布。我完全相信她精通她那个行道。”

    “我希望你会完完全全地告诉我全部情况，”弗兰基大着胆子说，“卡斯泰尔斯先生是……晤，如此地激动，弄得我似乎莫名其妙。”

    “这个案子极其简单，”斯普拉格先生说，“我可以简略把事实告诉你，这些情况每个人都容易理解，而且我这样做没有人会作对。”

    “那么请给我说说吧。”弗兰基说。

    “萨维奇先生是去年十一月从美国旅行归来到英格兰的。如你所知，他是个巨富，没有近亲。在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一个叫……呃……坦普尔顿夫人的女土。对这位坦普尔顿夫人，除了知道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和有个丈夫在附近某个地方之外，再也不知道更多的了。”

    “就是凯曼夫妇。”弗兰基想道。

    “这类海上旅行很危险，”斯普拉格先生一面说一面微笑着摇摇头，“显然，萨维奇先生被深深吸引住了。他接受了那位女士的邀请来到她在奇坪萨默顿的那幢小别墅，并住了下来。至于他多久去那儿一次的确切情况，我还没有掌握。但毫无疑问，在坦普尔顿夫人的影响下，他去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后来悲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有段时间感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正常。他担心自己可能患上了某种疾病‘癌症？’”

    “唔，是的，确实如此，癌症。他无法摆脱这个念头。当时他正同坦普尔顿夫妇住在一起。他们劝他去伦敦找专家咨询，他确实去了。说到这儿、弗朗西丝小姐，我的头脑很开通。那位杰出的专家在那行道里多年来可称顶尖高手了，他把这次咨询臭骂一顿，认为萨维奇先生没有患癌症，而且把此话告诉了萨维奇先生。但萨维奇先生太迷信自己的感觉，听到此话后也不愿相信。所以说呀，弗朗西丝小姐，确实不带偏见，而且懂点医学知识，我看事情也许就有些不同了。”

    “如果萨维奇先生的症状使医生难于判断，医生也许会很严肃地苦着脸，说到某些价格昂贵的治疗方式，或反过来向他保证癌症已经转移，使人感觉情况相当糟糕。萨维奇先生由于曾经听说过医生们常常向病人隐瞒病情的事例，他便根据自己的见解解释这件事，自认为患了癌症。医生的保证性话语都是假的，他真相信自己患了这种绝症。”

    “总之，萨维奇先生精神负担沉重地回到了奇坪萨默顿。他明白自己面临痛苦不堪而挥之不去的死亡。我了解他家族的一些成员曾经死于癌症，他决心不再重蹈他眼见的他们遭受的那种痛苦。他派人请来一位律师，那位律师是一家著名事务所的受人尊敬的成员。律师为他拟定了一份遗嘱，后来萨维奇先生在遗嘱上签了字送交律师妥善保管。就在当天晚上，萨维奇先生服用了大剂量的氯醛，留下了一封信。信中他解释自己宁愿迅速地无痛而终，也不愿痛苦而缓慢地死去。

    “根据遗嘱，萨维奇先生给坦普尔顿夫人留下了一笔七十万英镑的免税遗赠款，其余的捐给几家指定的慈善机构。”

    斯普拉格先生自我陶醉地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