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徒。在参加她的儿子忌日的早间仪式时，她将一英镑的钞票投入捐献袋。后来，在公布捐款的数量时，她痛苦地发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是所提到的最大的票面额。

    她向我抱怨这件事，我非常合情合理地指出，她一定是弄错了。

    “我们俩都不像以前那样年轻了，”我试图巧妙地转开话题，“我们得忍受一些年迈带来的麻烦。”

    奇怪的是，我的话仿佛使她更为激怒。她说，事情非常奇怪，使她吃惊的是，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她气冲冲地走开了，我想，她是向普罗瑟罗上校诉苦去了。普罗瑟罗上校是那种一有机会就小题大作的人。他确实小题大作了一番。遗憾的是，他是星期三无事生非。我正好星期三早上给教堂的日间学校讲课，这件事令我心力交瘁，一整天都不得安宁。

    “好了，我想他是得寻点开心，”我妻子带着一种试图武断地总结这次谈话的神气说，“没有人在他的周围惹恼他，叫他亲爱的牧师，或是给他绣难看的拖鞋，也没有人给他圣诞节的暖袜。他妻子和女儿对他腻烦透了。我想，到别处去耍威风会使他感到高兴些的。”

    “他用不着为那事而大动肝火，”我略带惧色地说，“我想，他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说的话的含义。他想要查遍教堂所有的账目——在贪污的情况下——他是那样说的。贪污，难道他怀疑我挪用教堂的钱款吗？”

    “没有人会怀疑你什么。亲爱的，”格丽泽尔达说，“你非常清白，不会遭人怀疑，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证明这一点。我倒是宁愿你去挪用福音传播会的钱款。我恨传教士，我一向恨他们。”

    我正要责备她的那种情绪，但这时玛丽端着一份半生不熟的大米布丁来了。我略表不快，但格丽泽尔达说，日本人总是吃半生不熟的大米，结果大脑非常发达。

    “我敢说，”她说，“如果你每天都吃这样的大米布丁，你星期天的讲道将会非常精彩。”

    “天理不容。”我不寒而栗。

    “普罗瑟罗明天晚上过来，我们一起查账，”我说，“我必须准备好今天为英国教会男教友会讲道。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卡农·雪莉的《现实》一书令我着迷，所以我的讲道准备得不太好。你今天下午打算做什么，格丽泽尔达？”

    “尽我的职责，”格丽泽尔达说，“尽一位牧师太太的职责。喝茶、听听下午茶时分的流言蜚语。”

    “谁会来？”

    格丽泽尔达脸上露出一副正人君子的神色，晃动着手指数出了一串姓名。

    “普赖斯·里德利太太、韦瑟比小姐、哈特内尔小姐，还有那位可怕的马普尔小姐。”

    “我有几分喜欢马普尔小姐，”格丽泽尔达说，“她总是了解发生的每一件细枝末节，并且从中作出最坏的推断。”

    像我说过的那样，格丽泽尔达比我年轻得多。在我这样的年纪，一个人知道，最坏的往往是真实的。

    “啊呀，别等我喝茶了，格丽泽尔达。”丹尼斯说。

    “愣小子！”格丽泽尔达骂道。

    “随你骂，听着，普罗瑟罗一家人今天确实约我去打网球。”

    “愣小子！”格丽泽尔达又骂了一句。

    丹尼斯莽撞地跑开了，格丽泽尔达和我一起走进了我的书房，“不知道我们喝茶时吃什么，”格丽泽尔达说，一下子坐在我的写字台上。“我想，斯通先生和克拉姆小姐会来的，也许莱斯特朗兹太大也要来。喂，我昨天去拜访她，可是她外出了。是的，我想我们应该邀请莱斯特朗兹太大来喝茶。她就这样来到这里，租一间房于住下，几乎从不露面，这太神秘了，不是吗？这令人想起侦探故事。你看到这样的描写——‘这位面容苍白而又美丽的女人是谁？她过去的经历是怎样的？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