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晨10点半，表情忧虑的福尼尔来到波洛的客厅，热情地和矮小的比利时人握手。

    “我想告诉你我的想法。”

    “哦！”波洛的脸上放着光彩。

    “那天你在伦敦说，凶手为什么就不把凶器塞出通风口？我找到了答案：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吹管，因为这是凶手所希望的。”

    “太好了！”波洛说。

    “我进一步问自己：凶手干嘛要这么做？我的答案是，吹管这件凶器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的推理。”

    “我以为凶器只是毒针，凶手是用其他什么东西发射的。我记得你坚持要一份乘客所有物品的清单，有两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霍布里夫人有两只烟盒；杜邦父子的桌上有几根库尔德人的竹管。”

    波洛静静地望着他，然后说：“你的思路是对的，但有些偏颇。别忘了那只黄蜂－－”这时电话响起，他拿过话筒：“你好。对，是我，赫邱里·波洛……，是亚历山大先生吗？……福尼尔先生……对……对，他刚到。”他扭头低声对福尼尔说：“他去巴黎警察厅找过你。他很激动，要来见你。”

    福尼尔接过电话：“喂，你好。……我是福尼尔……，什么？……什么？好，好，我们马上就去。”他放下话筒，面对波洛，“是吉塞尔的女儿，她来索要遗产。”

    “她从哪儿来？”

    “大概是美国。亚历山大让她11点半到，还让我们立即去见他。”

    “我们就去。我一直等待的幕后者终于露面了，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亚历山大先生愉快地接待了他们，相互寒暄之后，他转入了正题：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莫里索小姐也就是现在的理查兹小姐要求今天上午前来拜访。她已经结婚，正好24岁，并带来了身份证明文件。”他打开桌上的档案夹里面有乔治·莱曼和玛丽·莫里索的结婚证书，在魁北克登记注册，时间为1910年，还有莫里索·莱曼的出生证明等材料。亚历山大先生放下材料说：“据我看，莫里索认识莱曼时，她是幼儿园的教师，同时还替孩子们缝补衣物。她丈夫待她不好，两人离了婚，她又恢复了自己婚前的姓名。魁北克玛丽孤儿院曾接收过一个孩子，她在那里长大。玛丽·莫里索不久和一位男人离开加拿大去了法国，此后玛丽也就是当时的莱曼夫人定期给加拿大的孩子寄钱，一直到她21岁。”

    “那姑娘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继承人的？”

    “我们在一些刊物上登记了广告，玛丽孤儿院院长有一天发现了其中的一则，她拍了份电报给理查兹夫人，她当时在欧洲，正准备返回美国。”

    “谁是理查兹？”

    “依我的推论，他是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职业是手术器械制造商。”

    “他没有和妻子一块儿去欧洲？”

    “没有。他还在美国。”

    “关于她母亲之死，理查兹夫人在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亚历山大律师摇摇头，“她对她一无所知，假如不是院长提起，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

    “看来，”福尼尔说，“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依据我的推断，调查应集中在3个人身上。”

    “4个。”波洛说。

    “4个？”

    “依据你的思路，应该是4个。两只烟盒，库尔德的竹管，还有一支长笛。”

    福尼尔兴奋起来，这时门开了，一位年长的报务员说：“那位女士回来了。”

    “好。”亚历山大说，“……请进吧，夫人。我来介绍一下。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探长，著名私人侦探赫邱里·波洛先生。他们正在调查你母亲那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