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思韦特先生一直不太确信是什么使他去登曼家做客。他们和他不是一类人——也就是说，他们既不属于上流社会，也不属于那个非常有情趣的艺术圈子。他们是很平庸的人。萨特思韦特先生第一次遇见他们是在比亚里茨”，他接受了他们邀他做客的请帖，赴约，呆烦了，然而奇怪的却是一次次去了又来。

    为什么？六月二十一日，当他坐着他的劳斯莱斯汽车驶出伦敦时，他这样问自己。

    约翰·登曼四十岁，体格健壮，在商界有一定地位，受人尊敬。他的朋友们不是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朋友，他的观点更与萨特思韦特先生不同。他在他自己那一行是个非常机灵的人，但在此之外却是毫无想象力。

    我为什么这样做？萨特思韦特先生又一次问自己——

    而唯一能找到的答案在他看来又是如此模糊，如此荒谬，以致于他简直要弃之一旁。因为唯一的原因是，那所房子(一所舒适、设备完善的房子)的其中一个房间勾起了他的好奇心。那个房间就是登曼夫人自己的起居室。

    它很难被看作是她个性的体现，因为，就萨特思韦特先生目前的判断来看，她根本没有个性。他从未遇见过如此彻底没有表情的女人。他知道她在血统上是俄国人。约翰·登曼在欧战爆发时曾去过俄国，曾与俄军打仗，在革命爆发时侥幸逃生，带回了这个身无分文的俄罗斯难民姑娘。面对着来自他父母强烈的反对，他娶了她。

    登曼夫人的房间丝毫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质地很好的把房间装饰得非常出色——格调上有点男性化胜过女性化。但有一样东西与整个房间很不协调：一面中国漆器屏——一件奶黄与淡粉相间的东西。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会很高兴拥有它。它是件珍品，稀有而美丽。

    它与房间浓重的英国背景极其不协调。它本应是房间的基调，放置的一切东西都应和它精巧地协调。然而，萨特思韦特先生不能归咎于登曼夫妇缺乏品味，整所房子的其它一切东西都极其完美地协调。

    他摇了摇头。那件东西——尽管微不足道——却令他困惑。他完全相信，正因为这一点，他才一次又一次地来这所房子。可能，它是一个女人的一时兴致——但这个答案并不能让他满意，当他想起登曼夫人的样子来时——一个沉默、面貌严厉的女人，讲着准确的英语，以致无人会猜到她是个外国人。

    汽车在他的目的地停下来，他下了车，思路依然停留在那个中国屏风上。登曼夫妇的那房子的名字是“榛木坪”，占地五英亩左右，在梅尔顿市，离伦敦三十英里，海拔五百英尺，住在那儿的人们大部分收入富足。

    管家礼貌地接待了萨特思韦特先生。登曼先生和登曼夫人都出去了——去参加一个彩排——他们希望萨特思韦特先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等他们回来。

    萨特思韦特先生点点头，便照这些吩咐做了：进了花园。草草地查看了一下花圃，他溜达到林荫路上，不一会儿来到一扇开在墙上的门前。门没上锁，他穿过门，出来进入一条狭窄的小径。

    萨特思韦特先生左右看看。一条非常迷人的小径，阴凉碧绿，高高的灌木篱——一条迂回曲折的老式乡间小径。他想起了那个盖着邮戳的地址：榛木坪，小丑路——也想起了登曼夫人曾经告诉过他的当地人给它起的名字。

    “小丑路，”他温柔地自言自语道。“我想知道——”

    他拐了个弯。

    不是当时，而是事后，他疑惑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觉得惊讶见到他难以捉摸的朋友：哈利·奎恩先生。两个男人紧紧地握了握手。

    “所以你来这儿了。”萨特思韦特先生说。

    “是的，”奎恩先生说，“我和你在同一所房子做客。”

    “逗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