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符合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对我来说，他们比希特勒更‘希特勒’，这又该怎么说呢？

    “由于我本人在这一次经验以前，未曾与希特勒有过私人性的，面对面的接触，我们都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对我们的伟大天才也都只有概括性的认识，我们都只看到他希望我们看到、认识到他肯让我们认识到的某一面。于是，他来了，出现在我的面前，同行的马丁先生最能认清他就是我们的领袖，而我只是听命于事，希特勒想在房间里会见他的一些——我怎么说？他的一些复制品，他过去了然后出来，十分钟里面，他们可能交换了衣服。到底走出那个房间的是他本人，或者是一个自以为是他的复制品？他们急匆匆地走了，也许留在房内的那个人原来只是想换个衣服玩玩，而他们怕他追出来；也或许是他能知道这是他逃离这个随时都可能投降的国家的唯一方法，而心甘情愿地呆在那里面。他的心智本来已有困难，由于他那些原来言听计从的部属，如今已完全不理会他的命令，生气而终于暴怒的结果，使他的心理状况受了严重的影响。他可以感觉到，他已经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可是他还有几个死党，他们为他安排了一条出路，把他弄出了德国，弄出欧洲，到另外一洲，在那儿这些年轻人可以重新结党，重新围绕在他们衷心崇拜的领袖四周，纳粹党的标志字旗可以重新飘扬。

    “而我的病人也许很得意他的角色终于能向世界公布，对于一个理智已经崩溃的人，我们实在无法教导他真假与是非。这种疯癫的事件，也许是我们看来了，反而麻木了。所以，我并不能为各位提供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只有请史宾塞先生继续说明。”

    “真是绝妙透顶的事！”乔治爵士说。

    “是很绝，也很妙，”史宾塞先生说，“但我们不能否认它发生的可能性，在历史上，在日常生活里，更绝、更妙的事都不断在发生。”

    “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怀疑，没有人知道？”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设计的计划，每一细节都考虑得周全。逃亡的路线已经有了，详情虽然不很清楚，但可以重点似的猜测得到。在我们追究这件事，而回头去调查时，却发现有些绝对可能涉嫌的人，在当时虽然隐名埋姓或乔装打扮，并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最后仍然不得善终。”

    “是有人耽心走漏风声，或者他们太多话？”

    “我们相信秘密警察采取行动了，因为他们要利用人时，一定是许以丰厚的酬劳、很高荣誉，甚至是将来新政府的高官厚爵。但是这些报酬从何而来，所以‘死亡’该是最简单的答案。何况秘密警察干这些事真是得心应手，他们有一套湮灭尸体的妙法。我们这种调查已经进行了很久，所有的文件与资料都一点一滴收集到手的，拼凑的结果真相就出来了。”

    “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希特勒并没死，他的确是逃到了南美洲，据说他们也曾举行婚礼，为了替他们的孩子取得合法的身分，这个孩子在襁褓之中，就被他们在脚上作上纳粹的记号。我有一个可靠的特派员，他在南美亲自见到这个脚上有记号的人。

    “但是，他们的目的已经不像当初进行这件事的原意那样单纯。这已经不单单是求纳粹党的复活，也不只是德国超级种族主义的再生，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青年，几乎是全欧洲每个国家的超级种族联合了起来，成为一种特殊的无政府主义阶级，目标在摧毁旧的世界。过分物质化的世界，他们结合成以残害、谋杀及暴力为标志的新党派，以毁灭破坏手段争取权力。

    “而更糟的是，他们现在有了领袖，这个领袖有足以号召世界青年的血统，虽然他的外表遗传了他母亲的金发碧眼，像个典型的北欧男孩。一个黄金般耀眼的年轻人，一个全世界都会接受他的领导的年轻人。日耳曼人和奥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