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大年初二，我跑到了刘罡明队长家，来验证艾莲（赛斯·沃勒）遗留稿件的真实性。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善意的晚辈，却不料此举宛如看望一位旧上司的未亡人。

    那一天，用过茶之后，刘太太请我吃些糕点。我望见勺子上自己的影子先是凸出来，便又换了一个方向，让那影子凹下去——旁边还挂着一抹奶油。我盯着它看了那么久，心下忽然有了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刘太太所言，刘队是在99年8月遭遇车祸去世的，那刚好是艾莲离开中国的半个月之后；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的女儿刘颖也失踪了——看起来像是离家出走，但对此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两件事都是艾莲手稿记叙之外的，可又都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实。我感到恐惧，猜疑着这些会不会只是巧合。

    按照书稿的记载，加上我现在得到的信息，我开始模仿艾莲的时间方法排了一个序：在本案中与艾莲有过接触的人中，最先是薛婷婷被人灭了口——这可以归结于凶手的犯罪行为，不必深究；随后就是陈芳，接下来，在案件告破的日子里麦涛也去世了；半个月之后是刘队遭遇了车祸，刘颖至今下落不明……在中国，共有四名，或至少说有四名与艾莲存在关系的人都不得善终，这是否能看作是一种警告？对此，我拿不准主意。

    然而接下来，我又能找到谁去验证文稿的真实性？还是我应该见好就收，以免自己重蹈覆辙？

    关于刘队的去世，我渐渐有了一种怀疑，焦点放在那个与艾莲打过三次交道的追踪者身上——虽然尚且没有其他人能证明这个人是存在的，但好友杨克·拉尔夫对乔纳森将军的描述，已经使我潜移默化地相信，将军绝对可以派出这样一位跟踪者。艾莲在与跟踪者较量的时候，受了些轻伤，这些当然也都记载在他的手稿里——很可惜被前些天的那场火灾毁坏了，我只得凭着记忆再现这一情节。尽管心里回想起来总是起伏跌宕；可我的文笔很糟糕，写出来难免发善可陈、平淡无味。我又一种感觉，像我这样的外国小孩儿，在对中国文化还只能算是半斤八两的情况下“著书立说”，总有些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学生站在苏格拉底面前班门弄斧的感觉。

    我又有了一种更加诡异的想法：或许那时候艾莲并没有离开中国，是他干掉了曾经的忘年老友刘队长——就如同艾莲对我一直很有礼貌，可并不代表他有了机会不打算干掉我——人的一种品质未必能抹杀他的另一种品质。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刘太太似乎提到了一个熟识的名字，可我没有听清，事后又不好意思去问。

    我越是呆在这里，就越发地感到如坐针毡。这所房间的空旷冲刷着我，未亡人的讲述刺激着我，因此，在半小时之后，我不太礼貌地打断了刘太太，提出告辞。

    从刘队长家出来，我一路恍恍惚惚地走上大街。几辆残疾人摩托从身边驶过的时候，我意识到车上的人都在望着我；因为我的金发和湛蓝得有些发绿的眼睛，他们总是盯着我看，仿佛他们有一切权力如此，我倒也熟视无睹。又往前走了几条街区，都是安安静静的，我知道，这是中国人过年的习惯——淡化了街道的喧闹与嘈杂——不知道是不是能为有个机会沉淀自己的心情而感到高兴？最终，我在一处红绿灯处停了下来。

    这儿的房屋虽大多矮小，却有极少的一些宽大豁亮，深厚的红色院门边还有两只精致的石狮子；我似乎能透过紧闭的院门看到里面坚硬的影壁和漂亮的花圃。在旁边一些店铺的外玻璃似乎用肥皂水精心地洗涤过了，显得一尘不染，店门两边还挂着春联。

    远处似乎还有轻微的爆竹声响，街上的车流算得上稀疏。我盯着路面正中一个好像动着的东西——那是一只快死的小狗，汽车驰过，带起的风一吹，它身上的长毛似乎都在扇动着。它的身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