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射死若干黑社会成员，并救出雏妓。这件事经媒体渲染之后，特拉维斯成为英雄，但是我却想，倘若特拉维斯刺杀总统候选人成功，他是不是又成其为败类呢？我忽而豁然开朗，所谓善原本不在特拉维斯内心，特拉维斯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找点事做，是将子弹射出去，至于射谁他并不关心。

    如果说这只是虚构世界的一次演习，那么来自多家报纸的一组系列报道则证明类似事件在这个世界真切存在。2005年5月25日，某省学生Z将同学杀害，这件案子之所以受关注是因为杀人动机难以考证，人们不能用情杀、仇杀、财杀等常规思维来解释，即使它有着奸杀的某些特征，但通过深入了解又能发现强奸只不过是作案过程中附带的随意行为。当时，几乎大半个中国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学家都参与到对答案的寻找当中：是什么使一个衣食无忧，独自在大城市上学的青年向没有利害关系的同学举起屠刀？这些学家们绞尽脑汁，最终认定是高考带来的压力摧垮了Z，可是这样的结论怎能服众？报道里明明说Z的父母已经通过关系提前给他解决了大学问题。那段时间我守在省会查阅每天的报纸，不停研究Z的供词和被发掘出的日记，最终把吓人的真相梳理了出来：正因为在钱财、情感、仇恨以及前途方面毫无牵制，Z陷入到虚空，在屡次自我调剂失败后，他决定将自己送交到某种压力渠道下，以使自己振作起来——而这没有比杀死一个年轻貌美、品格善良、前途光明同时代表弱者的女性，然后让警察和整个社会来追捕更好的办法了。

    在犯罪前，他的每一秒长得像一小时，都需要自己安排；在逃亡后，他的每一小时都短得像一秒，他甚至不敢睡死，他必须像《乌龙山剿匪记》里的土匪那样点着烟打盹，在烟头烧着指头时，他必须爬起来继续狂跑。他梦想以此赢得充实的果子，实现所谓的生命质量，却在逃亡多日后彻底失望，因为他并未嗅到对方紧密的呼吸声。没有人怀疑他，没有人打搅他，他跟陌生人说我杀了人，人们还是面不改色。最后他被这更庞大的空虚折磨得不行，便给同学打电话，将行踪准确暴露出来。几天后，警方如约找到一家娱乐城，找了很久没找到，又是他疲乏地走出来，说：你们太嫩了。

    我想那一刻，他是悲戚地看着他们，他脑海深处想说的是：我生命的交响乐还没走向高潮就熄灭了，我好不容易压缩起来的时间又像一摊烂肉涣散开来了，我好绝望啊。可是他只是说“你们太嫩了”。他要到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漫长的生命。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也一样，在屠杀了多名黑社会成员后，他坐在血泊中伸出手指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在那一刻他应该回到了越南丛林，在战场上他从来没有无聊过，可是在纽约他除了开车就是开车，他的车辆周而复始地行驶在时间之河里。

    我起先以为，这二者的杀人只不过是极端事件，但在某天当第三个启示降临在我身上时，我便知他们并非异类。那同样是个稀松平常的日子，有点热，下了点小雨，我遵照医嘱没有用脑，就静坐在医院浑浑噩噩的下午时光里。坐了很久，我干渴起来，便找水喝，却是消解不了，最后我知道自己是想说话，便无意识地往外说：要是有场世界大战就好了。这话一出口我就惊呆了，我怎么能有这么卑鄙无耻的想法呢？可是它却被病友们热血澎湃地续接起来：

    是啊，要是有场世界大战就好了。

    是啊，那样我们就能上战场。

    是啊，我们就不用坐在这里。

    是啊，我们就没工夫考虑这些恶心的光线了。

    我听着这些朴实的愿望、真诚的话语，泪水狂涌而下。我想，如果特拉维斯不是正常人，那么Z至少是吧；如果Z不是，那么我至少是吧；如果我也不是，那么这十四五个病友我就不信没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