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扯记忆，却终于是精疲力尽地败下阵来，你被上帝放逐了，带着血淋淋的创口被上帝放逐了。

    我甚至要向妻子恳求，“告诉我，为什么？”

    我愚笨而不自知的妻子惊恐地摇头，说：“不知道。”

    我咆哮着追问，她便哭泣着跑进属于他们的世界，我追进那个世界，向那些小孩、老人发问，结果他们像看见妖怪一样仓促避开我。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被认为疯癫了，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只是从那天起，我从被认识的世界进入到自我认识的世界而已。疯掉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他们像牲畜一般对生命逆来顺受、俯首称命，他们玷污了人这个充满尊严的字眼，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正像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一样，以孩童般的纯真，担负着为整个人类探寻存在问题的巨大使命呢！

    我咆哮着喊“你们真傻啊”，果决地离开寝食、农活、亲友以及一切世俗生活，开始成为一个孤独的求索者。就像一切先贤，很快我受到更大的折磨，那个原初的问题像霉斑一样越长越大，终于塞满我不堪重负的脑子：

    既然我明知稻谷还没到收割时节，为什么还要到稻田去一趟？

    既然小孩子读不进书，父母为什么还要将他送到学校？

    既然成年人不喜欢打麻将，为什么还要组织人打麻将？

    既然事情呈现出无意义的特点，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

    今天我可以轻巧地将答案说出来，但当日我却痛苦得要撞墙，我的头还真撞上去了，我听到砰砰的声音，这声音似乎也在嘲笑我——既然你明知没有答案，为什么还要一遍遍去想？我像是进入到一个恐怖的迷宫。

    最终我像是要完成任务，勉强做了一个答案：打发时间而已，可是我几乎就在同时否定了它。在我所熟知的知识领域，时间被锁定在“珍惜”这个词身上，形容它就像形容一只从你眼前跑掉的兔子，稍纵即逝、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刻千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一眨眼十几年过去了——你说，在这种境况下，人们还有什么权力打发时间！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曾出版劳伦斯·J·彼得的一本小书《往上爬》，当日读到它里边一句话时，我好像获取了生命的汽油，全身振奋，禁不住要朝天大呼。它说：当你在一件事情上表现得犹豫不决时，不妨问自己一个永恒的问题，我还可以活多久呢？

    是啊，我还可以活多久呢？我不禁来算，以世界平均寿命计，我有66年可活。66年减去6年混沌的孩童时期，是60年；60年减去6年无效的退休时间，是54年；54年减去平均教育时间12年，是42年；42年减去占1/3比重的睡眠时间，是28年；28年减去占1/8的食物补充时间，是24.5年——如果剔除必要的交通时间、排泄时间以及医疗时间，它的总量仅够20年，这还不包括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意外。

    而20年能干什么？它不够银杏树生长一次，不够乌龟爬20公里，不够作家写出一本《大英百科全书》，我可怜的妻子仅是怀胎就被克扣了10个月。我们的生命啊，在经历了艰难的学习之后还没派上用场，就谢幕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赋予每次行动以意义？我们性爱不就是为了传宗接代？探寻稻田不就是为了捞到收成？读书不就是为了获取知识？打麻将不就是为了在劳作间歇进行体能调配？列宁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

    我这样否定自己，可是又很快意识到自己的虚伪，因为我知那日之性爱并非为着生儿育女，那日之探田并非为着忧心耕作，人们之打牌也并非为着体能储备，对农民来说，劳作并不是持续而高强度的，其间歇甚至可以用漫长来形容。

    我就像一匹踩在答案上面四处张望的兽，陷入到新一轮的痛苦当中，甚至比没有这个勉强的答案还痛苦。然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