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司机所能记得的，仅仅是房子里似乎没有任何灯光。”

    马斯特斯使劲挥了挥手。

    “这就是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一切侦查工作都陷入了致命的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反常，没有任何对手，什么都没有。假如你说他是被，嗯，被诱惑的话，”马斯特斯对这个带有戏剧性的词汇颇不自在，“假如你说他是被诱进那座房子，然后因茶杯而送命……哦，爵士，我敢说是最简单的解释。但不合情理！凶手不可能身无分文，他布下这个陷阱必定费了不少工夫和金钱。总之，他付给家具公司一百英镑，我女儿结婚时置办房子里整套家具也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他手头如此阔绰，为什么不直接去古董商那里把茶杯买下？它们又不是博物馆的非卖品。还有，既然他大费周章布置舞台谋杀了达特利，又为什么没把茶杯带走？它们还好端端地放在桌面上。一目了然、毫不夸张，爵士，它们碰都没被碰过，上面一个指纹也找不到。

    “我说过，我们发现了一大堆指纹，包括达特利自己的，但什么也证明不了。指纹全都属于搬运家具的工人的。凶手肯定从头到尾都戴着手套。但他没有拿走茶杯，为什么？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现场毫无凌乱的迹象。问题就在这里。无论怎么看都说不通，都不合情理；如果说有什么案件会令我害怕的话，就是不合理的案情。凶手究竟想干什么？他没碰那些茶杯—但他确实带走了装茶杯的盒子，以及外头那层包装纸！现在我问你！时隔两年，今天早晨我又收到了‘十茶杯’来信，这是否意味着又一次谋杀？你有什么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