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利斯达·邓肯和华特·查普曼两人还在争辩。

    “亲爱的先生，”这位高大、驼背的律师举着他的夹鼻眼镜像指挥乐团那样在空中挥舞，“看来已经很明显了，这是一起谋杀案对吧？”

    “不对。”

    “别忘了那只手提箱，先生！安格斯被谋杀以后他们在他床底下发现的那只手提箱，或叫做狗提笼。”

    “在他死后。”

    “为了容易沟通起见，我们就说谋杀好吗？”

    “好的，没有异议。但是我想知道的是，邓肯先生，发现那只狗提笼又怎么样呢？它是空的，里头没有狗，警方利用显微镜检查后显示里头根本没装过任何东西。那只箱子又能证明什么呢？”

    这时亚伦和柯林走进来，打断两人的谈话。

    塔顶的卧房是非常宽敞的圆形房间，天花板却相对的十分低矮。这个房间有一扇门，门槛稍微突出，门框上的锁已经被撬开，已经生锈但还连在门栓上的插销也被撬松了。

    门对面那仅有的一扇窗户让亚伦产生不太好的联想。

    那扇窗子大得有些不成比例。有两扇窗板，仿效法国窗户的设计，像两扇小门那样向外开启，而且有着钻石形状的彩色窗玻璃，显然是到近代才将原来的窗口凿大改装的。窗口距离地板真是近得可以啊，亚伦心想。

    在这凌乱暗淡的房间里，那扇窗子就像朦胧发亮的方格，让人有种被催眠的错觉。不过它却是这里头除了书桌上方的电灯和旁边的电炉以外惟一时髦的东西。

    圆弧形的墙边立着一张巨大的橡木床架，双人羽毛床垫上铺着拼布床单，还有一只几乎紧贴天花板的橡木衣柜。有人费了点功夫装点墙壁，在上头用黄色粘合剂贴满甘蓝色的壁纸。

    墙上挂着许多照片，主要是可以远溯到15或16世纪的家族合照。石地上铺着草编席垫，镜面模糊、有着大理石台面的化妆台挤在一张堆置着纸张的大型卷式书桌旁边。许多捆扎起来的书信靠墙堆放，使得几张摇椅的角度有些歪斜。有不少商业杂志，除了一本圣经和明信片册子以外看不见半本书。

    那的确是间老人的卧房。安格斯那双因脚趾肿胀撑得变形的钮扣式靴子被搁在床底下。

    柯林像是想起什么事情。

    “晚安，”他说着又毛躁起来。“这位是伦敦来的亚伦·坎贝尔。死因调查官在哪里？”

    艾利斯达·邓肯把夹鼻眼镜戴上。

    “走了，我想他回去了，”他回答。“我怀疑他在逃避爱尔丝芭姨母。我们这位年轻朋友和他一样——”他干笑着伸手拍拍查普曼的肩膀，“就跟躲瘟疫似地避着她，一步都不敢靠近。”

    “岂有此理！我为她深深感到同情呢。不过想见她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律师将伛偻的背脊一挺，眯眼望着亚伦说：

    “我们见过面吗，先生？”

    “不久前才见过。”

    “啊，没错。我们——说过话吗？”

    “有的。你说‘你们好啊’还有‘失陪了’。”

    “何时，”他摇摇头说。“何时我们的社交关系竟变得如此的单纯呢？你好啊，”他伸出瘦削的手掌，软弱无力地和亚伦握手。

    “当然，”他又说。“我想起来了，我写了信给你。你能赏光真是太好了。”

    “我可以请问你为什么写信给我吗，邓肯先生？”

    “什么？”

    “我很高兴到这里来，也知道我早就该和家族的亲戚们见面热络一下，可是凯萨琳·坎贝尔和我似乎帮不上什么忙。你所说的家族会议究竟有什么用意？”

    “我会告诉你的，”邓肯几近雀跃(以他的标准而言)地立即回答。“容我先为你介绍一下查普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