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男教师与女学生分开，称之“垂帘施教”。同时，为了应付官府的检查，朱剑凡还要学生每人准备一套《四书》，当官府来人检查时，就把新学课本藏起来，把《四书》放在桌上，以作掩护。听说当时长沙城内一些士绅说朱家花园是大观园，用意不良。

    我在周氏女塾以应聘教员之名，参观了一番，觉得这种偷偷摸摸的搞法不是个办法，还不如自己开个私塾广收蒙童痛快。田小妹见我无意在周氏女塾当教员，脸上有些落寞，却不明说。

    于是，我开始张罗着开设私塾的事情，蒙童的书都选好了，就用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我就是读他的书长大的，那时全国的蒙学只有《小学韵语》和《弟子规》三种书籍最为流行。《小学韵语》正是官学提倡并推广的。见我铁心要开私塾，田小妹却不高兴，她说现在既然都取消科举了，朝廷正大力提倡新学，你却还要开私塾，只怕快成老古董了。田古道和王二丫也附和她。经他们这么一打击，我心里也没底了，也生出几分向往新学的心思来，并对学堂充满了好奇。

    正在这时，明德学堂在选招教员，公告贴到了湖南贡院的外墙，正好被我们看到。田小妹纵容我去试试。在了解了一些情况之后，我也逐渐来了兴趣。一个原因是，明德学堂的创办人胡元倓是丁酉科拔贡，虽然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去日本国学习，但毕竟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回国后，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得前清刑部侍郎龙湛霖赞助，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创办了湖南第一所私立学堂——私学明德学堂，而这个时候科举尚未废除，可见胡元倓有先觉之明。第二个原因是，明德学堂这个名字我颇具好感。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知道，《四书·大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言。第三个原因，就在我们抵达长沙府之时，湖南巡抚端方，见明德成绩优异，资送明德学堂甲班全体学生留学日本。可见，官府是支持这个学堂的，没有后顾之忧。

    于是，我打定主意，准备去明德学堂当教员。可一打听，人家是私立新学堂，教的东西也有别于老私塾，大多是师范、博物、法政、东洋语，招的都是这一方面的人员，可我只通晓四书五经八股文，哪里晓得这些西式的东西。正在我垂头丧气的时候，田小妹兴冲冲地跑来告诉我，说是明德学堂正在招体育科教员，动员我去报名。

    我小时候学过武术，在我的家乡沅陵，盛行武术保身，很多小孩刚到开蒙的时候，就要修学武术。而我一直坚持得不错，练过一些套路，我知道那都是一些毛皮。但由于我对新学堂的新学充满了强烈的好奇之感，所以还是受了田小妹几个人的蛊惑，决定去碰碰运气。

    负责招人的先生听说我想做体育科教员，便让我舞了一套拳。我耍了一套武术套路。那先生又吩咐我和他们学堂的一名教员过招，因为桩子不稳，没几下，我就被对方翻倒在地。招人的先生说我不能做体育科教员。我急了，立即将我来长沙的目的和过程讲述了一遍。当他得知我为了科举去学赶尸时，很是感动，又得知我对新学很有兴趣，便破例答应我留下当体育科助理教员，一边学习一边进步。当他离去时，旁人告诉我，刚才那人就是明德学堂的创办人胡元倓，我大为惊异，庆幸遇到了好人。

    此时，因为科举已停，湖南开始设立新军，很多感到功名无望的贫寒读书人都纷纷参加了新军。当时新军中的统带蔡锷有时也来明德学堂作体操示范，我就跟着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明德学堂担任助理教员后，我感觉自己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尤其是看到蔡锷穿着制服威武地出现在学堂时，我又有了想要参加新军的冲动。我知道，当年，同样是秀才身份的罗泽南，也正是这样和曾国藩一道训练新军起家的，从而完成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我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