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年，我学会了一千多个汉字，并在小学六年级的考卷上，拿到了学校的最高分——但我没有资格继续读书，当我的同学们升了初中，我却跟着养父母去了南方。

    十三岁那年，我们在深圳的建筑工地上捡垃圾，养母被倒塌的吊车砸中身亡。养父抱着我哭了几天几夜，直到被强制关进收容所，塞进大卡车遣送出广东。

    五年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和养父再也找不到可以捡的废品，饥肠辘辘地饿了好几天，沦落到沿街乞讨。我们不幸遇上了城管。我被城管踹了一脚，养父愤怒地上去理论，结果被一群城管拳脚相加，当场死在白茫茫的雪地里。我抱着他的尸体，看着白雪上鲜红的血，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十多年后，我派人到那座城市查出当年带头打人的城管，然后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让那个畜生被一辆卡车轧死了。

    养父死后，我孑然一身，扒上一列运煤的火车，来到了东部沿海的这座大城市。

    那一年，我见到了她。

    “是你杀了楚若兰？回答！是？或者不是？”

    “是。”

    “算你还是个男人。”

    “你想杀我吗？”

    “我……”半坍塌的电影放映机房里，叶萧戴上手套，从地上捡起一片碎玻璃，锋利的破口发出寒光，耳边响彻拉布拉多犬的狂吠，“为这一天，我已等待将近一年了。”

    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白条纹的蓝色运动裤，一双垃圾桶里捡来的旧球鞋。透过街边理发店的橱窗，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脸，有一双大而沉默的眼睛，原本白皙的皮肤稍稍晒黑了些，乌黑的头发因为经常用冷水冲洗，并非杂乱无章也没有散发臭味。我的个头比许多城里孩子更高，虽然从小没吃过任何有营养的食物，就连牛奶的滋味都没怎么尝过。矮小瘦弱的养父母，一直猜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是身材高大形象俊美，说不定还是“艺术工作者”。

    那是个深秋的下午，阳光穿过梧桐树叶，洒在理发店的玻璃门上。当我痴痴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摆出街边广告里吴奇隆的表情，那扇门却突然打开，走出一个少女。她刚理完头发，似乎只是稍微修剪了一下，扎着长长的马尾。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大毛衣，冷冷地看着我的眼睛。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挡住了她的路。我害羞地低头，退闪到一边轻声说：“对不起。”

    “没关系。”

    她看起来很有礼貌与教养，匆匆打我身边走过。等到我抬头看她，没想到她也回头来看我，两个人的目光撞到一起，我看出了她心里的疑惑——这个人怎么穿得像个乡巴佬，可长得倒挺像城里人？干吗要站在理发店门口照镜子？是不是变态？不过，他挺帅的……她并未走远，而是来到一家街边的租书店，摸了半天口袋，才发现所有的钱都在理发店用完了。老板说那是最后一本，很快就会被别人借走。当她失望地要离去时，我冲到她面前，从兜里掏出最后一枚硬币，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借给你……”

    她警觉地后退半步：“你是谁？”

    “我……不是……坏人……”

    我那一口标准普通话在这座城市颇为罕见，这么漂亮的少女为此而害怕也很正常。她盯着我看了片刻，大概是从我的眼里发现了某种异常的单纯，她接受了：“谢谢。明天会还给你的。”

    于是，她借到了那本《七龙珠》。

    那天晚上，我连半块大饼都买不起了，饿着肚子在桥洞下过了一夜。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我又来到租书店门口，特别把头发整理了一下，把衣服清理干净，装作玉树临风地站在那里。

    她来了。

    还是那么漂亮，头发不再扎成马尾，而是披散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