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陈超赶到衡山路，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花了好一番工夫才找到此处的居委会。“真不容易。”他自语道。天气很冷，找到居委会起码意味着可以进屋暖和一下。

    既然红色旗袍当年的穿着者身份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案件展开调查了。

    单凭向子龙教授的一面之词恐怕不能断定梅老师没有其他追求者。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热年代，以梅老师的才华和美貌，应该也会有很多男人为她倾倒。

    那位被称做“革命行动同志”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也值得调查，也许他加入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了靠近梅老师。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也是后来导致惨剧的嫌疑人之一。

    总之，陈超需要先通过居委会了解更多关于梅老师的情况。

    居委会办公室所在的衡山路上，多数房屋都是年久失修的两层小楼，远远望去像是一排火柴盒。街角有一块木牌，指向不远处的农贸市场。居委会似乎已经下班了。于是陈超走到路边一个小贩跟前，向他打听居委会主任的姓名和住址。

    “居委会主任啊，叫翁尚涵。你看见市场旁边那座小楼的二层那家了吗？”小贩边说边从陈超手中接过一支香烟，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个冷战，“那就是她家了。”

    陈超按照小贩的指点来到翁尚涵的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身材不高，显得很精明，手上拎着一个暖瓶站在水泥地面上，脚上没穿鞋，只套着一双棉袜。她就是翁尚涵，正皱着眉头看门外的陈超。她把他当成前来求助的社区住户了。他们的房间很小，似乎并不适合接待陈超这样贸然来访的不速之客。

    翁尚涵将陈超让进屋里，她正跟丈夫一起叠纸钱。这样的迷信行为似乎不符合她居委会干部的身份。但陈超很快意识到，冬至就快到了。他自己也买了纸钱，还在庙里给晓红烧过一些。看来主家这时候的确不适合接待客人。

    “翁主任，不好意思这么晚了来打扰您，”陈超一边致歉一边将名片递给对方，“我想向您询问一下关于明家的情况。”

    “恐怕我帮不了你，”翁主任说道，“我是五年前搬来的，在那之前明家就不住在这儿了。这些年衡山路附近的居民换了一茬又一茬。按照政府的新政策，之前被强占的私宅都要物归原主，所以很多原住户搬回来了，很多曾经住在这里的人都搬走了。”

    “那为什么明家没搬回来呢？”

    “新政策有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你想啊，‘文化大革命’时代住进这些私宅的住户怎么办呢？的确，他们当时是强行霸占的，但是现在也不能让他们睡马路去啊。所以政府正试着从私宅主人那里购买这些房产。很多人是不愿卖自己家房子的，但是明家少爷同意了。他都没回来看一眼那房子。后来那房子成了饭店……”

    “对不起打断您一下，明家少爷叫什么名字？”陈超问道。

    “我查查啊，”翁主人拿出一个文件夹，哗啦哗啦翻了半天，“不好意思啊，查不到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个成功人士。”

    “谢谢，”陈超说道，“他卖掉老房子得到了多少钱？”

    “那是他和区政府的事儿了，不在我职权范围内啊。”

    “关于明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遭遇有什么记录吗？”

    “我估计那个时代的记录很难保存到现在了，前几年我们居委会办公室很混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任把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唯一一本居委会工作日志销毁了。”

    “您是说前任居委会主任吗？”

    “是的，不过她已经去世五六年了。”

    “那的确很难查了，”陈超说道，“不过我还得向您打听一下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