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努力讨生活的小律师。当年的明府在上海滩也是显赫一时的豪宅了。”

    “嗯，对于那座豪宅我也有耳闻。他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问题吗？”陈超不明白向子龙为什么要提到包办婚姻。

    “我不太清楚。不过大家都说明德仁配不上梅老师。”

    “好吧，”陈超意识到，在向子龙眼里，没人配得上梅老师，“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这张照片的？梅老师向您提起过吗？还是说给您看过这本杂志？”

    “都不是。当时我们在同一间办公室，有一次我偶然听到她与那位摄影师讲电话了。所以我买了一本那期杂志。”

    “照片上她穿了一件旗袍。您后来见过她穿那件旗袍吗？”

    “没见过，而且拍那照片之前我也没见她过穿。她有许多件旗袍，演出的时候常穿。但从来没穿过照片上那件。”

    “梅老师是因为那张照片惹上麻烦的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照片发表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她公公去世了，丈夫也自杀了，罪名是反党反革命。而她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赶出豪宅，住进‘牛棚’——一间小阁楼里。而明府被一些‘革命群众’占据了。当时梅老师遭受了最屈辱的迫害。”

    “她就是因为这个死去的吗？”

    “关于她死去的那些情况，”向子龙喝了一口茶，仿佛在回忆着什么，“我的回忆可能有靠不住的地方，毕竟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理解，毕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不过您不用纠结于细节是否准确。您所说的一切我都会去二次核实的，”陈超也喝了一口茶，“看看这张照片吧，真应了那句话，红颜薄命啊。我们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

    这句话让老教授一惊。

    “你是说真的？”向子龙说道，“是啊，你们警察也应该为她做点儿什么了。”

    陈超点了点头。他怕打断老教授回忆的思路，就没说什么。

    “年轻人，你应该听说过当年那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专院校里的所作所为吧？”向子龙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陈超的回应，“在那个时代，他们自称代表正确的政治立场。我们学校也来了一伙，他们打着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的名义无恶不作。我们这些老师很快给那些人的头目起了个外号，叫‘革命行动同志’。为什么呢？因为那家伙到处跟人宣扬他的那些‘革命行动’。其实他干的无非就是批斗、殴打、咒骂我们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可我们这些教书匠除了背后给他起个外号，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梅老师是他‘革命行动’的对象吗？”

    “嗯，他一直在找梅老师‘谈心’。有人说他找女老师谈心的时候都是关着门的。不过说句公道话，我倒没看出他有什么不轨举动。他每次找梅老师‘谈心’时间都不长，而且门也不是一直关着的。梅老师见到他就像耗子见了猫一般。我意思是说，她一直尽全力想避开那个家伙。”

    “您也在替他担心吧？告诉过她吗？”

    “没有，当年随便怀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可是犯罪啊，”向子龙苦笑道，“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她家。不知道谁在明府墙上用粉笔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当时有十几家‘革命群众’住在那儿，但居委会却坚称这是阶级敌人的‘又一次疯狂反扑’。有个邻居指认说曾经看到梅老师的儿子手里拿着粉笔，还有人说梅老师是事件的‘幕后黑手’。于是居委会派人来我们学校，与‘革命行动同志’碰头。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对梅老师的儿子进行了单独隔离审查。什么隔离审查啊，根本就是把孩子锁到小黑屋里，不认罪就不放出来。”

    “这也太过分了，”陈超说道，“隔离审查的时候他们虐待孩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