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一个硕大的包裹送到了陈超的家中。是局里发来的，里面装着许多报纸和近期的调查报告，以及于光明调查那位翁先生时录的磁带。

    陈超本来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说，看来计划又泡汤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阅读于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凉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陈超是个例外。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包裹。这是从上海图书馆送来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学书籍。

    陈超在大学时代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文艺评论颇感兴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词。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