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疯子，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老廖手里掌握的物证可能会帮到我们。不过既然他是个连环杀手，那我们还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档案。”陈超说道。

    “我向李书记提起过你翻译了一些心理惊悚小说，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于光明一脸无奈。

    “在他心目中连环杀人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陈超笑道。

    “我也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不过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我不知道心理学能给破案带来多大帮助。”

    “在西方国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见的办案手段。有精神问题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病历什么的。医生们可以给嫌犯作出心理评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关培训。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心理学，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才读了几本心理分析的书。至于侦探小说里那些玩意儿你大可不必当真。”

    “还是给我讲讲小说里那些心理学应用吧，就像老廖所说的，这样没准儿能缩小调查范围呢！”于光明显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们把这些东西结合红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说着，陈超清了清嗓子。

    “属下洗耳恭听！”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就符合侦探小说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杀手通常都有强迫倾向。他应该有着深刻的意淫情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并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灭所有他认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许就属于他要消灭的人。他这么做也许是想要摧毁色情业，所选择的作案对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计他应该会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证相吻合。”

    “那就是说，估计老廖已经查出点眉目了。”于光明点了点头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点心。陈超点了一份柠檬派，而于光明点的是一份熏肉蒸包。这家店，至少在点心这方面还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侦探小说里的变态杀手常常都是些阳痿者。他们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医未必能从受害者身上检出精液痕迹。”陈超说道。

    “没错，技术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为受害人体内没有安全套润滑粉的痕迹。所以说，起码到现在为止，凶手符合刚才你所说的特征。两个受害者都被脱过衣服，但并非被赤身抛尸，似乎也没被强奸。很可能就是那样的疯子。”于光明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以前翻译过一本书中说，通常这种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他们的童年是扭曲的，长大之后也很可能患有阳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数案例中，这一类变态杀手都曾经历过某些性虐待，而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可这对咱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呢？谁愿意谈及小时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认这种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让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们都忌讳这种事，因为实在太丢脸了。”陈超说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有没有丢脸这个概念，“国外这些年渐渐开始流行讲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可在中国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多家庭祖孙三代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目睹父母性行为之类的事情也会在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呢。”

    “哎，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邻居的事。那个小伙子结婚之后却不能圆房，因为他家床铺总是吱呀作响。他父母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中间只有一层竹帘隔着，这边任何风吹草动父母那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小时候就听见过父母亲热时床铺吱吱呀呀摇晃的声音，只是没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