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决定再次走武侠小说路线时，最首要构想的，就是在已经汗牛充栋、名家辈出的武侠世界里，找出一条新路来——要是找不到，不如不写。只重复别人写过的东西，是在浪费自己的写作生命。

    那时适逢有一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是形意拳大师李仲轩的口述回忆录《逝去的武林》（由徐皓峰笔录整理）。李老是廿一世纪硕果仅存的民国时代武人，他先后从学的三位师父：唐维禄、尚云祥、薛颠都是当时极有名的武林人物。中国武林与武术传统文化，因为近代政治关系受过很多摧残，甚至出现断层，李老耳闻、目睹以至身历过真正的旧武林，绝对是民俗历史上的一件“活古董”，他的描述回忆实在是极之宝贵（该书结集出版前两年，李老就逝世了）。

    此书最初在国内武术杂志刊载，本来一直只有武术圈子的人才有兴趣，后来梁文道在读书节目里大力推介，才得到大众广泛认识。

    此书给我写作《武道狂之诗》最大的启发，不在武功心得的部分（虽然也非常好看），而是透过李老的回忆，得以一窥旧时代武者的言行思想，武林间的人际关系，还有他们对练武的立场与想法。自古中国社会以读书科举登上仕途为“正业”，武人地位低下，别说一篇半篇有名武师的简传，就算记载古代少林武迹的历史和碑文，其实也不过一鳞半爪。像此书般深入而又没有流于神化的武林资料，就更加绝无仅有。

    我年轻的时候很容易倾向蔑视传统，觉得都是守旧者用来维持权力的工具；现在却渐渐对旧人旧物生出很大的兴趣。旧传统当中，仍不免累积沉淀了很多习非成是与不合理的东西；但我渐渐看得见，传统与旧事物里面，有某些“核心价值”，放在新时代实在具有极不凡的意义和魅力——特别是在人情与义理都变得越来越稀薄的今天。

    这令我联想到近日思潮激荡的香港：民俗文化、历史价值、集体回忆……成了这几年“世代战争”的一大激战场。吊诡的是，在这场世代的对立里，站在保卫历史与回忆那一方的，恰恰却是比较年轻的一群。

    我想，我跟他们，看见的是相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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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阵子，香港电影又复兴了一阵“阳刚”之势，武打拳脚片再次成为热门卖座题材，写武侠动作小说的我当然高兴。

    许多人没有察觉一件事：武侠片和功夫片，其实一直是华人电影（尤其香港电影）最原创的一个类型，并且一直支撑着电影业的最核心。民国时期《火烧红莲寺》带起一片神怪武侠片风潮，直接造成当时上海电影业蓬勃，已经载入史册一页；从李小龙到成龙和李连杰，从张彻的《五毒》到李安的《卧虎藏龙》，武打片几十年来都是华语电影打进国际的尖兵；而香港电影曾经兴起的许多类型片浪潮：英雄片、赌片和帮会片，假如深入点去看它们的故事模式和世界观，其实骨子里都还是不脱中国人最熟悉的武侠。

    可惜我觉得，我们自家人对武打片的研究和尊重，往往还不及外地的爱好者，看欧美作者对华语武打片的深入研究和着迷，常常令我觉得汗颜。香港片大影迷塔伦天奴更干脆拍了两集《标杀令》，向曾经“养育”他的武打片作最大的致敬。功夫片本来是香港的本地最成功的原创产品，可惜我看见第一本真正分析研究功夫片电影语言的中文专书，作者竟然不是香港人而是内地人。

    这也一如香港城市保育面对的困难：我们是不是因为靠得太近，反而看不见自己最值得自豪和珍惜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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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写《武道狂之诗》之后，有一点很奇怪：每次接受媒体访问，刊登出来后，发现他们对我的介绍，几乎通通都已经变成了“武侠小说作家”，就好像我一直以来十几年都是写武侠。我明明才写了这部书不够两年，之前也写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