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查资料时发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法律规定“死囚待遇等同于刑事被告”，也就是说“视同一般尚未判决确定之囚犯”，然而现实却与法律不符。法务部于一九六三年已下令“隔离死囚”，因此几乎所有死囚对外联络管道均已切断，连跟邻房囚犯交谈也不行。更有甚者，连“收发信件的规定”之类的小事也交由看守所的所长去自由裁量。由此看来，全国的死囚显然不会受到公平一致的对待。

    南乡一向主张“严惩重犯”，对此制度大感不满。他心想：“组织规定”的效力居然高于“法律条文”，一个法治国家怎能容许此种状况存在呢？

    这种不满也成了南乡奋发向上的原动力。他决心要通过“高等科”的考试，以便升上更高的官位。

    他想：虽然我只有高中毕业，但只要能升上“矫正管区长”，还不是能跟那些法务部的官员平起平坐？

    有一天，死神终于出现在他眼前。那时他正在用功读书。

    黄昏时刻，一辆黑色公务车来到办公室大门前停下，一名三十多岁的黑衣男士手提公事包走下车来。

    南乡见到那人胸前的银色徽章后，才知道“死神”的真正身分。此人乃是东京高等检察厅的检察官，手中所拿的正是“处决令”。那银色徽章又叫“秋霜烈日徽”，象征检察官操守之坚就像是秋天的寒霜，执法的严格恰似夏日的烈阳。

    南乡明白行刑之日已近，只是不知所内十名死囚中谁会遭处决。

    过了两天，一切如常，只是保安课的上司和一些资深刑务官表情变得比较严肃。

    第三天傍晚，南乡被保安课长叫去。他一进会议室，课长便正色道：“四七零号定于明天处决。”南乡顿时想起四七零号囚犯的脸孔。那人约二十多岁，因犯两件奸杀案而被判死刑。

    课长凝视着南乡，好一会儿之后才说：“经过多方考虑，我决定推荐你去行刑。”南乡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轮到我了”。他忆起自己小学时看牙医的情景：在候诊室中排队，护士叫到名字时，他紧张得差点逃走。

    课长接着又说明挑选的标准：平时工作绩效须特优、本身及家人均健康无病、妻子目前无身孕、家中无丧事等等。合乎这些条件的刑务官共有七名，都在课长的推荐名单上。

    “不过，这并非不得违抗的命令。”课长又说：“若因故必须拒绝，也可以说出来。”语气中充满体恤下属的诚意。南乡心想：我若拒绝，他必定也会同意的。

    但是，想到另外那六名人选时，南乡就无法拒绝了。

    “我愿领命。”南乡道。

    “很好。”课长表情如释重负，“偏劳你了。”

    一小时后，七名“行刑官”在所长室集合，接下所长的正式命令，然后每人都领到一份由保安课长拟妥的“计画案”。那份文件上详载着行刑步骤：检查刑场设施、分配人手、对死囚该说什么话、如何押至刑场、行刑时每人该做什么、遗体如何处理、怎么应付媒体探访等等。

    众人依文件所写，鱼贯前往刑场排演练习。

    开锁后推门而入，铁门发出低沉的声响。七人中最年长的是四十岁的看守组长，他按下墙上的开关，点亮了日光灯。

    屋内色调一致，地毯和墙壁均为灰黄色，颇像高级住宅，但其格局摆设却与一般住宅大异其趣。一楼只有门口和走廊，走廊两旁有短短的楼梯，上可通“半楼”，下可达“半地下室”。换言之，就像是把一栋二层楼的屋子“硬塞半楼至地下”而形成的。南乡等人等于是从一楼的高处进入的。

    七人默默上楼，至“半楼”仅需爬五级阶梯。

    首先看到的是走廊墙上的三个按钮。那叫“行刑钮”，只消一按，刑场上的翻板就会往下一分为二。有三个钮是因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