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次相遇，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晚上十点半左右。他蹲在佐仓工业社区附近的地上，自行车倒在路边。

    我之所以像事先安排好不在场证明的犯罪者一样，明确记得叫时间和地点，是因为那天晚上的那个时间正好有强烈台风逼近关东地区。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听着每隔三十分钟播报一次的新闻报道。天气预报常离谱得让人不敢恭维，台风警报却准得让人有点恼。

    正如所预报的，从下午七点左右，西风渐渐强劲，暴风雨也逐渐增强。即使开着车前灯，能见度也只有一米左右。天空下着倾盆大雨，当车轮辗过路上的水洼时，溅起的水花比小喷泉更壮观。水花溅到挡风玻璃上，便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心想是不是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先远离暴风中心再说。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

    如果我不是把车速放慢到比走路还慢，我和他就会以最糟糕的方式遇上了。我一定会辗过他，然后，下巴打着颤到处找急诊医院。在狂风暴雨中开车已经够戗了，谁会想到竟有人骑着自行车在雨中穿梭。所以，当我看到车前灯前方隐约出现的人影时，还以为是郊区路上经常见到的、印着警察人形的警示牌。

    但是这个人影朝车子挥着手。警方不可能在路边放一个装了电池的活动假警察，他们没那么多预算。所以我立刻知道是活生生的人。他穿着薄薄的塑料雨衣，帽子被风吹开了，袖子和衣服下摆也被吹得直抖。他的头发被雨淋得粘在头皮上，在大雨之中，他的脸皱成一团，眼睛也眯成一条缝，看起来就像用丝袜套着头的劫匪。我好不容易才分辨出他是个男的，而且不是老年人。

    他原本蹲在马路的左侧，当我靠近他停下车时，他急忙绕过来，将脸贴近驾驶座旁的窗户。我打开窗户，风夹着雨打在我的脸上，我也不得不把脸皱成一团。

    “你在这里干吗？”当时，我并没有斥责他，为了压过巨大的风声，我大吼着问他。

    “我的车子爆胎了！”他也大吼着，胡乱指着自行车倒下的方向。“我没法骑了。对不起，可不可以载我到修车的地方？”

    “先上车吧。”

    我大声叫着。只见他向前弯着身体，顶着风，走回自行车的方向，滑了好几次，终于扶起自行车，向我走来。当他踏过水洼时，自行车的前轮下沉了十厘米左右，车轮每转一下，就泛起一阵水波，我心里有点恼怒。或许，我和这个搭便车的一样，都太小看这场台风和暴雨了。

    “请你等一下。这辆自行车可以折叠，我把它放在后备箱里。”

    “别管自行车了！”

    “那不是很可惜……”

    “改天再拿不就好了？”

    “万一被风刮走了怎么办？”

    我提高音量：“横放在地上就不会被刮走了。快点上车！你再磨磨蹭蹭，我就丢下你不管！”

    老实说，在这种地方停太久，车子很可能无法发动。我的车子不是新车，性能也不佳，况且它还有一个很讨厌的毛病——常常在紧要关头罢工。我和这辆车就像刑警和线民一样，虽然彼此毫无信赖可言，但在暂时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只能维持目前这种互相利用的关系。

    “快点！快点！”我催促他。

    他总算找到一个满意的位置，将自行车横放下来，然后跑回车旁。他使尽力气，却仍然打不开副驾驶的门。我以为是因为他的手被雨淋湿而打滑，于是伸手帮他开门，一开才知道原来门被强风顶住了，很难打开。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暴风雨，简直是前所未见。我开始后悔没把那句“三十年来最大的台风”当回事。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开门，一看到他身体钻了进来，我赶紧拉住他的雨衣把他拖了进来。

    “小心别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