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在法院采访的记者叫三河，怎样才能劝住他不写这篇审判长在法庭上打瞌睡的报道呢？安斋从一开始就感到特别棘手。

    他先请一个女办事员给三河打电话预约见面的时间，过了没多一会儿，那个女办事员来到安斋的办公桌前，脸色很不好看：“三河记者说了，您要是想跟他见面应该您亲自跟他联系。”

    安斋赶紧给报社打电话，还算幸运，找到了三河。他很客气地对三河说，有事想跟他谈谈，希望他到法院来一趟。

    没想到三河一点儿面子也不给：“你找我有事，应该是你到我这儿来啊。”

    安斋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在法官看来属于常识的东西在社会上是吃不开的。三河的话带着明显的讽刺挖苦，把安斋心里潜在的恐怖钓了出来，使他感到非常狼狈。

    等到5点下了班，安斋立刻坐上公车，忐忑不安地直奔报社。

    坐在车里，安斋眼前浮现出三河的面影。三河35岁左右。瘦瘦的，有些神经质。他是个工作热情很高的记者，无论什么审判都坐在记者席上，认真地做记录。他写的报道既没有理论的深度，也没有感情的飞扬，笔调淡淡的却总能一针见血。

    仔细想想安斋跟三河的关系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俩人几乎每天在法庭上见面，安斋的审判结果总是由三河写成文字刊登在报纸上，但俩人从来没有说过话。

    不，不能说一次都没有说过。去年秋天，法院的工作人员在会议室里跟报社的记者们一起开了一个晚会。不是大吃大喝，只有少量的啤酒和有数的几个凉菜。那时候三河过来跟安斋说了几句话，具体说的是什么，现在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

    “但愿那时候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坏印象。”安斋这样想着，下了汽车。

    没想到报社大楼这么大，也许是由于自己变得渺小了的原因吧。一个人走进别人统治的区域，对于安斋来说好像是第一次。

    走进大厅，找人打听了一下编辑部在哪儿，人家告诉他在三楼。

    推开编辑部的门是需要勇气的。刚一进门，就听见刺耳的怒骂声，闻见刺鼻的烟草味。人们奔跑着，大叫着，用脸和肩膀夹着电话的男人们，好像一条条氧气不足的鲤鱼吧嗒吧嗒地一张一合。

    没有谁跟安斋打招唿。在这个大房间里好像根本没有“来客”这个概念。

    安斋畏畏缩缩地走到离门口最近的一个办公桌前，说要找三河。那人连看都没看安斋一眼，就冲着屋子中央大叫起来。里边的一个人抬起头，把手举了起来。

    三河把安斋带进一个专门接待客人的房间，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出去了。安斋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觉得非常疲劳。从法院来到这个房间，体力好像已经消耗了大半。不过，从三河的态度来看，似乎并没有接电话的时候那么不好，这给了心情灰暗的安斋一点光明的希望。

    “实在对不起，让您久等了！”三河一手端着一杯咖啡进来，放在安斋面前一杯。直截了当地问，“您是为了那天下午的公判来的吧？”

    安斋听了这话，稍稍松了一口气。如果三河不说出来，自己还不知道如何说起呢，于是赶紧接口说：“对，就是为那件事来的。实在是难为情，当众出丑了。”他还想说“我愿意做深刻检讨”之类的话，但转念一想，他一个大法官，向一个小记者做检讨合适吗？话到嘴边没有说出口。

    “不要写，您是不是想对我说这个？”三河看着安斋的眼睛说。

    “我哪能这么说呢？我可没有妨害新闻自由的意思。不过，这里边有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请您照顾到这一点。”安斋把在车上想好了的台词说了出来。

    三河点了点头：“知道了，您是指夫人的事吧？”

    “非常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