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斯和奥尼尔开始合作调查。

    再次与他并肩工作的感觉真好。部分原因是和熟悉的人在一起，一个细微的眼神，一个微笑，一个手势，都是那么默契，无需多余的言语。

    部分原因是两人作为执法人员在技巧上的互补。格式塔理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办案是艰苦卓绝的工作，绝不可孤军作战。如果不能与搭档交流，查案无异于一场噩梦——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不说，犯案者仍逍遥法外。

    实践这场完美刑事调查艺术的现场是鲍比·普雷斯科特的房车，这次调查的起因是哈鲁图恩提到的披头四，即披头士乐队的四位成员。

    丹斯已经知道鲍比遇害后的那天早上在他的房车里被人——被塔巴莎·纳伊史密斯——看到的人偷了什么。小偷的目标不是凯莉·汤恩的纪念品。实际上，偷窃与凯莉完全无关，与跟踪完全无关——从某种角度来看，爱德文·夏普可能的确是他自己一再声称的替罪羊。

    见她走出房车，奥尼尔看了看四周，说：“我能做到。”

    奥尼尔走过来，和她一起翻看鲍比·普雷斯科特父亲的线圈笔记本，上面潦草地记录着在1960年到70年代之间，他在伦敦爱彼路工作室作为录音师灌制唱片的事情。

    “没问题。”警探说，“找证据？勘查犯罪现场？审讯你比我强，要论动手，还是我强。”

    本子里记载的都是那个年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克里夫·理查德，康妮·弗朗西斯，蝎子乐队，冬青树乐队，平克·弗洛伊德，当然还有在那里灌录了《黄色潜艇》和《爱彼路》的披头士。笔记多为专业内容——合成器，功放动态，助声板，以及各种设备。

    缠万贯，也许已经不在乎这些歌，也许觉得这些歌不够出色。”

    四辆车静静地排成一列。

    丹斯轻声道：“我想是的，天哪，我想就是他们。”信的末尾列着四首歌名，都不是已知的披头士作品。

    她解释说，《爱彼路》专辑歌曲的创作与录制从1969年春天开始，是该乐队的最后一张录制专辑。1970年发行的单曲《让它去吧》实际上在1969年1月已经录制完成。

    唯一有价值的是一份复印件，内容是鲍比父亲收到的一封信。

    但这些不是小样，是完整的歌曲，未曾发表的原创作品。

    “披头士就这么把歌曲送人了？”奥尼尔问。

    丹斯沉思片刻，四下环顾房车。

    1969年6月13日鲍勃·普雷斯科特：

    丹斯耸耸肩。“笔迹鉴定专家可以鉴定信出自谁手。但是信里说‘《爱彼路》完成之后’，还可能是谁呢？他们一定在工作室逗留了一段时间，一起处理了几首歌。没关系，这些依然是披头士的歌。”

    “鲍比从父亲手里拿到了带子。”

    “不。”她说。抓住他的肩膀，将他后推了几步远，然后自己略微离远，仔细打量着他。“就站在那里，不要动。”

    “这封信没有任何一位成员的署名。”

    “没错。”

    迈克尔说：“那么此人认识鲍比，了解他的经历，知道有关披头士歌曲的传闻。”他看了看歌词。“凶手有没有可能卖掉这些歌？”

    “我想他找到这些歌，至少能赚上几百万。他也可以卖给私人收藏者——像上个月新闻里报道的日本企业家，出价5千万买了一幅被盗的梵·高。他准备把画藏在自家地下室，谁也不让看。他只是想把画据为己有。”

    “等一下，”奥尼尔说，“他们是……？”

    这里当然存在司法辖区的争议，不过丹斯和奥尼尔的介入不是为了抢功，只是协助调查。他们很乐意让当地警方实施抓捕。毕竟她曾经同意让马迪根处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