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吗？”

    停服氢化氯普马嗪之后，像胡鲁贝克这样的病人时而会愤怒狂躁，时而会杀人。

    “是的，我想是这样的。三克氢化氯普马嗪。”

    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一阵微风，科勒不由得信步走到户外。已经十一月了，今晚天气却暖和得出奇。这使他想起在杜克大学医学院就读高年级时的一个秋夜，他从联合航空公司波音七三七客机上走下来。那一年他经常往返于拉瓜地亚机场和罗利—杜拉姆机场之间。那一夜他从纽约度完感恩节回来。假期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曼哈顿的玛瑞山精神病院度过的。接下来是星期五。他在父亲的办公室，听他侃侃而谈。老先生坚持要儿子学内科——甚至说，如果年轻人不按他的设想选择专业，他就不出钱供他念书了。

    “火车晚点，可总算是到了。”

    “没有。三点钟时候我吃了一餐。李昨晚上在我那儿过夜，我们今天起得很晚。”

    她绕到了香树丛后边朝车道望去。没有汽车。

    他起身引路，波霞朝姐姐瞥了一眼，跟着他走去。

    进屋之后，她把酒瓶放在一张木案桌上，在一楼匆匆巡视了一遍，没有发现肥胖的野獾或是生性好奇的臭鼬。她站住不动，听屋里有什么声响。什么也没听见。莉丝把水壶摆到火炉上，弯下腰来在装咖啡和茶叶的橱柜中翻寻。刚摸到装蔷薇果茶的盒子，一个影子投到她身上。她站起身，惊讶地张着嘴，发现一双淡褐色眼睛正审慎地望着自己。

    在罗尼把身体移开时，迪克·科勒医生能感觉到廉价的床垫弹簧在这个病人身下蹦蹦地弹起。病人一下子躲到床头，好像科勒要对他图谋不轨似的。罗尼闪动着眼睛，满腹狐疑地打量六个月来一直在为他治病的这位大夫——同时也是他的父亲、兄长、朋友和老师。他仔细观察着医生开始变得稀薄的卷发、棱角分明的面孔和瘦窄的腰身。他好像在努力记忆科勒医生的这些身体特征，将来好向警察报告。

    “事情发生得太快，太突然了，”吓得心惊胆颤的助手急忙说。“我们了解的情况太少。我正在搜集资料，再作发表。”

    剩下的时间他得照料另五名病人，他们有的没被雇作帮工，有的在休息——今天是星期天。科勒和这几个年轻的男女病人分别进行心理治疗谈话，然后分派他们进行日常家务事。他们分成小组去做对正常人来说极为简单的工作：削马铃薯，洗生菜，打扫门窗、洗手间，将垃圾分类处理，互相大声朗读。病人们有的低头皱眉一本正经地完成了任务，有的咬嘴唇、揪眉毛，哭着喊着不肯干。但是最后都把事情做完了。

    “胡鲁贝克，好像——”

    “我搭人家的便车过来的。我想，何必麻烦你们接呢？”

    “没事。”

    可是波霞没有坐。“不，谢谢。时候还早，咱们先处理那件事好不好？”

    她们顺着小路一前一后往平台走去，两人都一声不吭。

    “不，真的。我什么也不喝。”

    “快九点了。”

    莉丝问起一路乘车的情形。

    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从铁灰色转为黑色。

    “也许吧。”

    “二个男的。我记得他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老在说起鲍比，好像他不用说出鲍比的姓我就该知道他是谁。”

    “是仙后座，我敢肯定。”她把目光从星空移下来，遥望着那片广阔的国家公园。在他们的庄院和公园之间，隔着一块深色空间——那是隐约可见的新英格兰湖。

    两人消失在通往城堡塔楼的狭小门厅，顺着昏暗的过道走去，只听得见他们自己的脚步声和一阵隐约的呜咽——那或许是223-81号病人在哀哭，或许是失修的墙壁缝里钻进来的风声，这幢建筑已经有百岁年